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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在一篇研究經濟增長的論文中提出“兩部門宏觀經濟增長模型”，認為以制造業為代表的“進步部門”的生產率增長相對快速，而市政服務、教育、表演藝術、飯店和休閑等很多服務部門都具有“停滯部門”的特征。
他認為，從整體上看，相對于制造業這樣的“進步部門”，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正如在表演藝術市場上，300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四個人演，300年后依然要四個人。這就是著名的“鮑莫爾病(Baumol’s
disease)”，此論引起了社會上的極大關注，許多人由此擔憂發達國家服務業超越制造業的發展會引起“產業空洞化”。
且不論鮑莫爾由于統計的視野有限，忽視了電信、金融、商業流通等高增長的行業，他的那個以莫扎特四重奏的演出為例子的“勞動生產率”觀也是有問題的。就從“勞動生產率”的角度來看，由于電子合成樂器的出現，一個人甚至可以演奏交響樂；音響設備和數字壓縮高保真技術的發達，可以使人們在家里享受劇院的演奏效果。當然，只要對于藝術鐘情的人都明白，電子化的藝術表現畢竟不同于藝術家的現場演奏，那種人性化、情感化的語境效果只有現場的演奏才會有，而這些是不能也不應該以簡單量化的“勞動生產率”來衡量其價值的。按照普遍被認同的康德的最高律令：人始終是目的，而不應該是手段。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人的生活質量和享受高質量生活的能力的提升。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指出：“按照以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或工業化來定義‘發展’的狹隘觀念，經常會涉及以下問題：某些政治的或社會的自由，例如政治參與和表達異見的自由，或者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是不是‘對發展有利’的。根據以自由看待發展這一更為基本的觀點，以這樣的方式提出這個問題，往往缺乏一種重要的認識，那就是，這些實質性自由(即政治參與的自由，或者接受基本教育或醫療保健的機會)是發展的組成部分。”
在阿馬蒂亞·森理論的影響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制訂了一套綜合衡量各國人類發展成就水平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每年以《人類發展報告》的形式公開出版，成為比較各國整體發展水平的重要參照系。美國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等人著作的《高科技·高思維：科技與人性意義的追尋》一書則反思了技術異化的現象，強調了“科技發展只是社會進步的一環，高科技并不等于高成長，除非人──也就是我們自己──尊重與關懷的心，與科技一起成長”。
“鮑莫爾病”在于將經濟增長的目標簡單化，忽視了人類豐富多樣的精神性、情感性需求，而這同樣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同時它的病癥還在于無視文化乃至人類的精神情感需求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價值。文化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在當代大部分的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那里受到了重視。
文化創意產業的勃興，雖然說明了文化創意本身是可以創造巨大的經濟成就的，但我們也還得警惕急功近利的“勞動生產率”經濟觀。“鮑莫爾病”的癥狀也提示我們，對于文化的經濟價值的認識需要一個遠較一種簡單的市場盈利模式開闊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支撐。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文化創意研究院執行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