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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7月份社會消費繼續向好，延續了上半年平穩增長的態勢，當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9937億元，同比增長15.2%，而如果考慮物價繼續回落的因素，7月份消費真實增幅為17%，比6月份擴大0.3個百分點，消費總量在內需中的地位日漸提升。
不過，在亮麗的背后卻也隱藏一絲隱憂。從消費后續增長的動力看已顯乏力，因為當前消費實現快速增長，一方面是受惠于前期“家電下鄉”、增加消費補貼、改善消費環境等政策的刺激，另一方面則是前幾年居民收入較快增長的滯后效應顯現。隨著“家電下鄉”和鼓勵汽車、住房消費這些短期政策效應的遞減，特別是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上半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6個百分點)，未來收入增長信心與消費意愿明顯不足。央行此前公布的調查數據也顯示，今年二季度城鎮居民當期收入感受指數為－8.6%，比1季度大幅下降20個百分點，是1999年開展調查以來的最低水平。
因此，刺激消費，實現有外需向內需動力的有效切換，不僅僅要有相應的政策激勵，更要有一整套制度設計；內需的關鍵在于刺激形成消費型經濟的增長，并形成與之相匹配的財富分配結構(涉及即期收入)和金融結構(涉及遠期收入)。
首先要改善財富分配結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體現為國家財富的迅速積累，但是相比之下國民財富的增長速度卻遠遠小于國家財富的增長速度，財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也成為經濟結構失衡、內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根據世行世界發展報告(2009)的數據，2007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34%，遠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國家平均60%的水平。事實上消費比重下降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國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三低”：一是勞動收入在GNI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2000－2008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而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5.7%；二是工資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低。居民總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2003年為61.8%，2005年為45.3%，2006年為44.6%，而2008年降至35%左右，通過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過小；三是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低。雖然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則，但初次分配存在資本回報率不斷提高、勞動力回報率持續下降的趨勢，這三大失衡制約了居民消費支出的增長。
因此，國家應該在國民收入分配上多做文章，在財富的存量上作重大調整，通過按生產要素參與初次分配、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結構性減稅，切實保障國民財產性收入等措施，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創富于民”。
其次要完善金融結構。要促進經濟向消費驅動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金融結構必須做適時調整，使金融為消費型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服務。歷史地看，美國消費金融的發展，對于美國當年從生產投資型的經濟轉型到消費驅動型的經濟就起到過巨大作用。這一轉型，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40年間。經過工業化浪潮，規模化工業生產已趨向成熟，工業產能開始過剩，消費需求替代生產成為增長的瓶頸，與中國當前的產能過剩而內需不足的情況極為相似(也即馬克思所謂的“生產過剩型危機”)。而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初衷不僅在于鎖定風險、分散風險，更在于通過金融創新工具的超常發展、跨越時空的轉移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把遠期收入和現期收入做一些調配，進而為整個社會獲得消費增長提供持續不斷的源動力。
(作者單位：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