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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有關“農地入市”的提法再次引起了不小的波瀾。后雖有國土資源部的澄清說明，但有關“農地入市”的討論并沒有停止。贊成者認為，“農地入市”有助于緩解地價房價，并能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反對者則認為，“農地入市”將威脅18億畝耕地紅線，危及中國糧食安全。但這些都是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們的意見，而真正涉及到利益者本身——農民是什么意見？我們卻不知道。這好像一群人在熱烈地討論另一群人口袋中的財富應該如何使用，但卻沒有征求一下這些財富天然所有者的意見，頗有滑稽之感。
所幸今年在安邦“社會發展公益基金”的贊助下，筆者及國家信息中心經濟學者高輝清、《數字商業時代》主筆周穎共同發起了一項針對農村生活、消費、社會保障、土地流轉等問題的調查，多少解答了一些這方面的疑問。
此次調研歷時近3個月。調查人員分別在黑龍江、遼寧、河南、安徽、河北、山東、浙江7省39個鄉、鎮、村進行問卷式調查，實際發放問卷3000份，有效問卷率達83.7％；并在黑龍江、遼寧、河北等地入戶走訪座談。
農村土地問題分幾個層面，按中國目前的管理方式有農業用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農民宅基地、農村公共用地。農民對土地的權利有使用、收益、占用的權利，但沒有改變土地使用用途、出讓土地所有權的權利，目前國家認可的“土地流轉”實際上是農民土地承包權，也就是收益權的轉讓，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所有權的轉讓。現在最激進的意見是落實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也就是“土地私有化”。那么農民現在是否很急切地想確認這種權利呢？
本次調查中，對“你是否愿意土地所有權歸個人所有”的提問，有75％的回答是肯定的，希望落實土地所有權的占多數，只有23％的答卷是否定的。但在下一提問“如果農村土地允許買賣，是否會給農民帶來好處？”
調查結果顯示：有61％的農戶認為允許農村土地買賣并不能給農民帶來好處，只有35％的農戶持肯定態度。一方面希望確認土地所有權，另一方面又不認為這種確權能給自己帶來多大好處。那么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實際上，農民對土地權利的主張有兩層含義：一是土地資源本身帶來的穩定收益；二是土地資源在市場上轉讓中獲得的完整收益。對于前者，中央的穩定農民土地承包權政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證了農民的利益。而對于后者，就是在改變土地用途性質，土地因城市化，進而商品化時，農民的獲益太少。也就是土地改變用途后，在轉讓時其收益權益完整性上有明顯缺陷。前者實際上是農村土地不改變用途時的利益保障；后者是農村土地因城市化改變用途時的利益保障。對于后者人們現在關注很多，但對于前者也不可忽略。因為前者是更普遍、更現實的問題。據我們走訪和調查，農民對前者有三個層次要求：一是農民對土地權利穩定性的要求；二是對土地收益增加的要求；三是對土地收益權利調整的要求。
如果要提出“農地入市”確認所有權，農民最擔心什么問題？調查發現有三個問題非常明顯：一是對于現在的土地承包權的現狀是否確認？據我們走訪和調查，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對目前各家各戶所承包的土地是有調整要求的，特別是農業為主地區。由于第二輪土地承包時（1998年前后），正是農民負擔最重、農業比較效益最低的時候，有不少農戶在這輪調整中減少了承包土地的面積。而近些年來，特別是2003年以后，中央各項惠農政策逐步落實，一些地區農民真正可以從農業生產中獲得收入，就是“種地也能賺錢了”，這使不少農戶產生了再次調整承包土地面積的要求。因此，這些農戶并不希望在目前的土地承包現狀的基礎上確認土地所有權。二是如果現在進行土地承包的調整，目前的農村基層組織能否保證這種調整的公平與公正？本次調查中，在如果進行土地“私有化”你最擔心什么的問卷中，有27％的選擇是“擔心村干部分配調整土地不公平”。而且，越是經濟發達地區這種擔心就越強烈。這一提問中，浙江問卷“擔心干部不公平”比例為47％，比平均數高出了20個百分點；比黑龍江高出16個百分點；高出河南27個百分點。三是農民們并不知道，假如進行了土地“私有化”改革，未來的社會保障機制是什么？我們知道，現行的土地承包制從設計初期就不僅僅是個生產機制，其中還包含了社會保障機制。所以，本次調查中，在這一提問中，有43％的選擇是“擔心未來生活沒有保障”。
從以上調查可以看出，“農地入市”，確認土地所有權并非農民最迫切的要求，而健全農村社會基層組織，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機制，是農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先決條件，在這些條件未能滿足之前，農民們對學者及官員們有關農村土地的爭論抱有深深的疑慮。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