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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政治家，也是不少政治新概念的始創者。在不久前我旁聽的一次演講中，佐利克又發表新論，聲稱“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經終結，世界經濟正進入新多極時代。
談論多極世界應該不算太過新鮮，但宣告“第三世界”終結，卻頗有振聾發聵之意。在佐利克看來，1989年蘇東劇變、冷戰結束，使得“第二世界”陣營土崩瓦解；1999年國際金融危機，則又使“第三世界”成為歷史，因為“我們正在處于一個新的、快速演變的多極世界經濟”。
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三個世界”通常有兩種劃分辦法，第一種是毛澤東的觀點，即美國和蘇聯是“第一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夾雜在這兩個世界中的國家為“第二世界”；第二種則是西方的流行說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是“第一世界”，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是“第二世界”，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佐利克口中的“第二世界”，應該就屬于后一種劃分辦法。
不管是哪種劃法，“第三世界”原先指代的都是屬于“南方陣營”的窮國。但一個也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在過去幾十年，“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大為提高。按照佐利克的說法，一些發展中國家已成新興經濟強國，一些國家正在成為新的增長級，當然，還有一些國家仍在新體系中獲取發展機會。
今天我們常說的“金磚四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就包含了當初屬于“第一世界”或“第二世界”(取決于不同的定義)的俄羅斯，和原來“第三世界”的中國、印度和巴西；而正成為世界經濟主要磋商平臺的20國集團，則涵蓋了當初“三個世界”的主要國家。
可以說，當前是“第三世界”整體崛起的時代，佐利克就指出，在中國、印度等這些經濟大國崛起的同時，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也在迅速發展：東南亞中等收入人數已達到6億，中東已成為世界重要的資金來源，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在2002至2008年間有6000萬人脫貧，而非洲正成為一個潛在的經濟增長點。
世界格局由此正在發生深刻而深遠的變化。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就使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光由發達國家組成的G7或G8不可能獨立應對危機，必須將主要發展中國家包含在內。佐利克就指出，“危機中誕生了現代意義的二十國集團”。
與之相對應的，中國、印度、巴西等主要新興經濟體則開始承擔更多的責任，比如這些國家正成為IMF增資的重要來源。出身工會領袖的巴西總統盧拉就感慨，在過去20年中，他歷次抗議大多會要求“IMF滾出去”，但“現在，(我的)財政部長說，我們將借錢給IMF。”
“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分化，確實使“第三世界”和以前已大不一樣。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目前的GDP總量，甚至超過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不久前的世行投票權改革中，原先為“第三世界的”中國一躍成為繼美國和日本之后的世行第三大股東國。
“第三世界”變富了、變強了，變得讓西方再不敢小覷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取得成就的背后是龐大的人口規模和薄弱的經濟基礎，其人均GDP仍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他們仍面臨著嚴峻的發展任務，他們仍然只能算是發展中國家。如果以這些國家不再屬于“第三世界”，進而要求他們承擔不切實際的責任，這不僅有違公平，更顯露出一些發達國家推卸責任的意圖。而這，其實從全球氣候變化等許多國際問題上已露出端倪。
一個國家的富強，既要看國家經濟總量，但更要看人均GDP以及整體社會和諧程度。隨著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確實可以和發達國家平起平坐，他們承擔與之相應的責任和義務自然合理；但從人均GDP看，這些國家依然屬于“第三世界”，作為欠發達國家意義上的“第三世界”概念還遠沒有過時，無端拔高這些國家的經濟地位，不過是一劑“迷魂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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