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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沈從文小說選集》刊印，第一版印了兩萬四，收錄了沈從文多年前的舊作二十多篇，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出版他的集子。沈從文并未有多大的驚喜，當月寫給大哥的信中，他說這是一本過時的作品，多數讀者是不會有興趣的，只供一些人做參考用。但這本集子的出版，還是讓他把心底多年的郁結之氣一吐為快：“解放后，有些人寫近代文學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貶得一文不值……這也真是奇怪，一個人不斷努力三十年工作，卻會讓人用三五百字罵倒，而且許多人也就信以為真。令人感到毀譽的可怕，好像凡事無是非可言。”
他還是寄希望這本集子能夠多賣幾本，如果兩年內能銷售十萬冊，至少生活上可以略有保障，自由支配生活，有幾年可以不用做事，專心寫兩本書，《絲綢工藝史》或者《工藝美術史》，他手頭的材料很多，常識也夠用，一定能夠寫好。至于小說寫作，“小說可并不怎么好寫，批評一來，受不了”。
沈從文對批評已經是驚弓之鳥，郭沫若的批判，北京大學的大字報，著作在大陸被銷毀，臺灣被禁，這一切都讓他無所適從。他是個性情溫和的人，大概常年遠離政治，不懂得政權的需要，更不懂得見風使舵，他做不來隨時可以變換筆頭，進行深刻的思想改造，為新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他也沒有任何心理準備迎接新政權對他的批評，他的那些好友，丁玲、巴金、矛盾等人都極力擁護新社會，他內心反而惶惑更多。張新穎在《沈從文的后半生》中對沈從文與他的朋友們之間的差異并未過多關注，大概都是經歷了風暴之后，這點差異構不成友誼的嫌隙。但是陳徒手在《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一文中還是提到了不少細節，比如1968年12月，沈從文把他與那些文壇的老朋友做了比較：“他們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當時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買個烤白薯暖手……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文革后，這些當權的老朋友也成了挨批斗的落后分子，有的自殺，有的日益蒼老，他們的友誼有的經受住了考驗，比如巴金;有的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比如丁玲、范曾。
沈從文早年的創作信奉的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思考，用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的話說，沈從文在中國文學上的重要性，是因為他豐富的想象力和對藝術的摯誠：“他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但是現在，新中國要求他放棄自己的思考，全身心無條件地信仰這個新制度，他無法接受這種沒有體驗，就被強制灌輸的信仰。但是他身邊的朋友都在進行深刻的思想改造，作為個體在時代的大洪流中，他的惶惑不安更多源于這種從“思”到“信”的內心分裂。1949年之后的沈從文，從放棄寫作到轉行做文物研究，經歷了數不清的痛苦和折磨。但是這種小人物的痛苦與大時代的樂觀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張新穎在《沈從文的后半生》中做了很多細致入微的分析和整理工作。其中最為醒目的部分就是強調沈從文在建國后的這種思想轉變與他內心的這種個人主義的信仰是有著密切的關聯：如果在大時代中無法做到順應時代的風向，那就躲開逃避，盡量遠離政治的洪流。這才是沈從文甘心放棄文學創作，轉行做文物研究的重要原因。
當然，這種轉變無疑是痛苦的，1956年，沈從文給丁玲寫信，又通過周揚，終于確定了工作去向，5月份，文物局正式下發調沈從文到故宮博物院工作的通知，主持織繡服飾館。但是他心中的那個文學夢并未從此消散，某種程度上而言，從事工藝美術和服飾研究，固然是他早年的一些喜好，更多的指向一種隱秘的寫作之路。大概這種寫作雖然偏離了純粹的虛構與幻想，但是這種扎實的學術研究性寫作可以寄托另外一種形式的創作，一方面可以堵住悠悠之口，另外一方面，也算為新中國的未來做點貢獻。而且這個寂寞的工作，可以脫離政治與爭論，也算一種安全的避難方式。不過，就算如此，他也總是想起心中的那個文學夢。
在一封寫給哥哥的信中，他回憶到自己早年的文學抱負：“三十年前用筆時，只想把記錄突過契訶夫。現在又變成了半瓶醋的文物專家，而且有欲罷不能的情形。聊以自嘲，也可用古人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自慰。”沈從文當年從鄉下到北京城，懷著一個文學青年的夢想，自然也有寫作上的巨大野心，那就是拿出作品到世界上和世界一流的作家競賽。過去讀契訶夫的小說，他覺得滿心歡喜，好像一部分是自己寫的。他也能寫出這樣的作品，成為中國的契訶夫。但政治的風暴席卷了一切，這種心酸傷感自然不能為外人所能理解。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內一股沈從文熱悄然升起。先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經歷了二十一年后終于出版，稍后沈從文的各種舊作連續刊印，海外的各種譯本和研究層出不窮。但經歷過無數劫難的沈從文并未覺得遇熱膨脹，他只希望自己能縮小一些，直到無力再小的地步，免得損害別的作家的尊嚴，他更擔心那些為他作品說公平話的人，將來會吃虧。而且，經歷這么多年，他已經不是文學家沈從文，他把自己放在了一個文物研究者的位置上，原來的博物館的解說員，現如今的服飾研究人員，他不擔心自己的文學舊作，而是更操心自己手頭這些年的文物研究。
揚之水1995年的日記中提到與王世襄交往的一個段子。王世襄大意是說，沈從文的服飾研究有不少硬傷，不過專業研究者出于沈從文的尊敬，似乎始終保持沉默，非專業者則并無耐心與興趣研究，“只是因為對沈的特殊遭遇深感不平，而以此書為題發些議論”。這種評價過于簡略了，作為文學家的沈從文我們了解夠多，但是作為文化研究學者的沈從文我們知之寥寥，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后半生》聚焦于細致梳理沈從文在各種政治風暴中，如何把幾十年的文物研究保留和堅持下去，這種寫作上的轉型固然是時代風暴的影響，更多是出于自身思想的改變，畢竟相對于他的那些被成功洗腦的老友，沈從文后半生完成了他的創舉，也延續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創作。而且在這樣的環境中，在下放改造生存堪憂的情況之下，他能夠數十年如一日地僅憑記憶完成這樣卷帙浩繁的研究，我們這些安逸的人哪有資格評判他后半生并不遜于文學寫作的文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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