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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聆希望為觀眾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間，她只是說“他們其實很相愛。”
“你認為郭曉冬可恨嗎？”導演權聆問，她指的是電影《忘了去懂你》中郭曉冬扮演的中年男子蔡偉。蔡偉本是“標配”幸福男人，妻子賢惠，女兒乖巧，但人到中年，卻突然面臨下崗，儀表也漸漸邋遢起來。他懷疑自己，將生活的不如意發泄到妻子身上。“我覺得他是可憐，”權聆自己回答，“他的性格有問題，而急速變化的生活令他窒息”。
《忘了去懂你》是導演權聆的處女作，曾入圍第63屆柏林電影節“青年論壇”單元，并獲柏林電影節最佳處女作獎提名。8月29日，該片將在國內公映。
一對因缺乏溝通而關系日趨緊張的夫妻，“這樣的案例并不是獨立的，在周遭十分常見。”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權聆說，他們十分相愛，卻又互相折磨，乃性格所致，也與大環境的影響密不可分。透過這對夫妻，一幅描繪中國家庭精神困境的圖景也慢慢展開。“電影跟每個人都有關系，不僅僅是夫妻，也不僅僅是七年之癢。”權聆說。
“陌生”夫妻
權聆的靈感來自一個模糊的意象，“沿著山路的石梯上，一個疲憊的女人拎著重物爬坡上坎，她的背影令人好奇。”“70后”權聆出生于重慶江津的千年古鎮白沙，典型的丘陵地帶，盤旋著高高低低蜿蜒而上的山路。也許是思鄉之情激發了那個朦朧的背景，在北京的夜晚，她思緒連篇，“她是誰，她的生活過得好嗎？”
2008年，本行是寫小說的權聆找到了朋友賈樟柯，透露出改編電影的想法。后者讀完1000多字的故事梗概后，很感興趣。劇本原本定名《陌生》，權聆由那個女性形象切入，勾勒了一對夫妻從親密走向疏離的過程。賈樟柯認為，很少有人嘗試從這個角度描繪夫妻關系，電影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于是將這個本子納入到自己的“添翼”計劃中，不僅給權聆當起了監制，還請來了攝影指導余力為、王家衛的御用燈光指導黃志明、配樂大師林強等老搭檔為其坐鎮。
兩年后，權聆拿著反復修改的本子參加了上海電影節的創投環節，在公開陳述后，臺灣著名電影人徐立功私下找到她，鼓勵道：“故事立意有意思，那么多拍夫妻的電影，沒有人談陌生感。”那一年，權聆獲得了創投大獎，拿到了10萬元的啟動資金，賈樟柯隨后也宣布片子正式立項。
賈樟柯多年前看過小陶虹的《美麗新世界》，認為她是本片女主角的最佳人選，推薦給權聆。陶虹飾演的陳雪松漂亮獨立，既現代又傳統，是一個忍辱負重的形象。陶虹幾乎全程素顏出鏡，將一位身心俱疲的女人演繹得恰到好處。
一開始，權聆和賈樟柯對于陳雪松的身份設置有些分歧。在劇本的第一稿里，陳雪松經營著一家洗衣店。而影片最終呈現時，她變成了小超市的老板娘。很多年沒回白沙的權聆發現，小超市乃小鎮女孩的情結所在，就像北京上海的女性夢想開咖啡館一樣。“不同于雜貨鋪，小超市的售貨方式顯得很洋氣，也足以經濟獨立”，權聆意識到，這比開洗衣店更接地氣。
定在白沙取景很是巧合。白沙不僅是權聆的家鄉，也是陶虹父親的出生地。而影片副導演在網絡上查找圖片時，最先看中的也是白沙，“因為自然風貌非常接近視覺要求”，權聆感慨，想在中國的地理版圖上找個原汁原味的小鎮越來越難，大部分的小鎮都越來越像城市。“連白沙這樣相對保持完好的小鎮也在劇烈變化中，”一個一個的建筑工地紀實性地入了鏡，“3月拍的場景，到了7月，已成廢墟”，權聆認為，作為一個家鄉人，自己也有義務備份這些影像資料。
重慶的三伏天悶熱難耐，電影就在酷暑開拍了。賈樟柯說，自己去拍攝地探班，看見陶虹在烈日之下一遍一遍地爬著高臺階，直到汗水透濕了上衣，步伐也逐漸沉重。權聆知道，她要的那個背影成立了。在那股濕漉漉的、黏糊糊的空氣中，每個人都是那么焦躁不安，連煤氣罐仿佛都要隨時爆炸。
精神困境
伴隨著這股莫名的躁動，郭曉冬出現了。他飾演的蔡偉窩囊透頂，在結婚第七年時，工廠倒閉，面臨失業。不修邊幅的他白天騎著摩托車四處閑逛，晚上就混在昏暗的網吧里吞云吐霧。郭曉冬說，他騎著摩托車游走在重慶的大街小巷時，路人會招手喊“摩的”，以為他是摩的司機。
有一天，蔡偉上網時發現，妻子的前男友是本城最著名的房地產商人，有權有勢有名望，把自己的不濟襯得無處遁形。這個落魄的男人開始拿妻子出氣。他迫切地希望自己成功，想承包倒閉的工廠，將家具賣到重慶的高檔樓盤。但他缺乏一筆啟動資金，于是不安地從妻子手中接過了后者從前男友處借來的巨資。
“大家都認為蔡偉很猥瑣，我寫他時沒偏見，”權聆否定外界對蔡偉“渣男”的定性。她認為，蔡偉的人格分裂，包括對妻子的暴行，是出于愛和不自信，而并非敵意。應接不暇的變化更加劇了他的分裂，到處都是建設的滾滾洪流和疲于奔命的人群，原本靜止的千年古鎮也無法幸免。影片中，家具廠、建筑工地、房地產商老板的身份……暗示著一種無處不在的建設或重塑場景。
重慶的都市形象則被有意引入——大家都想進城發財，作為與小城白沙相對應的參照物，“重慶是作為誘惑而存在的，是未來的夢想。我們置身小城，都想從這里出發，去更遠的地方。白沙人想去重慶，重慶人想去上海、北京。每個人待著的地方都是一個臨時的機場。”作為曾經的北漂族，權聆如是說。
如此的快節奏帶來的是每個人對成功欲望的空前高漲，而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只有金錢，這成為了蔡偉精神困境的根源所在。“現在的我們不像我們的祖輩，更愿意安安穩穩，平平淡淡地生活。”權聆表示有些無奈。
她希望透過一些貌似波瀾不驚的小細節，而并非說教來呈這種生活的遞變。回到家，夫妻倆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檢查手機。兩人也會爭論早飯的食物：丈夫認為面包牛奶不適合中國人的胃口，而妻子爭辯，這是最便利的方式。“很多人不吃早飯了，而那種早起熬粥、煎餅的儀式越來越少。”權聆說，大環境的變遷往往始于生活小事。
影片結尾，權聆設置了一個開放式的局面：妻子終于不堪丈夫的嫉妒，打包好行李箱，只留下一個匆匆的背影。“他們肯定會離婚的”，影片在今年上海電影節展映后，有觀眾憤憤地說。柏林的影迷卻討論道，“妻子還是會回歸家庭的。”權聆希望為觀眾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間，她只是說，“他們其實很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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