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紐約蘇富比舉辦的攝影作品專場拍賣會上，21325063美元的成交總額打破了攝影作品專場成交額的紀錄。作為藝術收藏的小品類，攝影藝術近年來在市場上的表現堪稱不俗。而從國內攝影作品收藏市場看，清末民初的老照片無疑是主流類型之一。有學者表示，這些清末民初的舊影像作品給后世留下了直觀、真實、鮮活的歷史場景，對于歷史研究而言，照片作為誕生于近代的新史料，直觀真實，但與收藏市場的“追捧”相比，目前國內對于舊影像資料的系統搜集、整理及研究卻仍很不夠，亟須加強。
娛樂消遣 高官百姓的共同愛好
照相技術1839年在法國問世，5年后，法國傳教士南格祿將之帶入上海，并由此在中國傳播開來。根據史料顯示，近代中國最早的照相館，由上海隆泰洋行1852年開設。可惜，由于天主教會的歷史資料被毀，加之銀版照相的技術特點等因素，南格祿的照片未見傳世，最早出現的照片因而無從考證。
出于對新興事物的懷疑，照相最初傳入也曾遭遇阻隔，不過到了19世紀70年代，這一技術逐漸普及開來，成為清末民初一種大眾化的娛樂和時尚。“鬼工拍照妙如神，玉貌傳來竟逼真。技巧不須憑彩筆，霎時現出鏡中人。”這是文人墨客以攝影為題材所作的短詩，發表在當時的《申報》上。照相的寫實使得“影像鋪”的畫師受到巨大壓力，其中不少開始轉行，成為早期的照相師。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葛濤介紹：“照相傳入以后，娛樂是當時人們的主要需求。清末時期上至最高統治者，下到普通百姓，以拍照自娛者大有人在。慈禧太后晚年在她的宮禁園林中曾經化妝照相，扮成觀音，李蓮英扮成了善財童子；袁世凱在彰德府邸中，扮作釣翁拍照取樂，這張照片還曾發表在上海出版的《東方雜志》上。至于普通百姓，更是千姿百態，不一而足。”
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在介紹當時的照相價格時，以“張園主人張叔和將光華樓照相館引進園內，為游客們提供服務”為例：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以當時的物價水平而言，“六角錢就可以在園內的酒樓叫上一斤黃酒、一盤獅子頭、再來一碗湯面，一個人篤定混一頓醉飽了。因此，彼時的照相花銷不菲”。
有研究學者說，戲劇名演員是當時上海社會的明星，也是引領時尚的風向標，各類名伶愛拍戲裝照、便裝照，這些“明星寫真”成為票友珍藏的對象；他們在照片中的穿著打扮，一招一式，往往會成為社會時尚的發端。
實用便捷 促進清末民初社會管理“轉型”
葛濤說：“清末民初涵蓋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上海，實用化和市場化，使得照相業深深地融入了社會生活之中。比如，在上海的社會管理領域內，巡捕房開始給犯人拍照存檔。”
在1886年1月11日的《申報》上，有這樣一則新聞“昨晨，虹口捕房富捕頭派捕，將滿期應釋之犯3名押赴老巡捕房，各照一相存案，聞一犯系偷竊小車者，余皆因爭毆判押云。”專家指出：“給犯人拍照備案能夠被《申報》冠以標題、作為社會新聞加以報道，可見這在當時尚屬罕見。”與中國傳統的畫影圖形相比，用照片來對號入座，驗明人物的身份，準確程度和辦案效率都會大為提高，巡捕房利用它來為自己服務，也是大勢所趨。
照片除了用于偵破案件之外，還被當時的政府用來緝拿政治犯。1898年9月23日，上海道臺向英國駐滬代理領事發去一封信函，要求協助捉拿已被清朝政府通緝的康有為，隨信還特地附上一張康有為的照片。英國領事憑借照片，很順利地找到了康有為，只是并未緝拿，反而幫助他逃往香港。
在慈善事業中，照相同樣發揮了不小的作用。1893年，福州一位名為盧善孫的善士在福建買下了一名大約6歲的男孩。因男孩的江浙口音，盧善孫特意替孩子拍攝了大小二十余張照片，寄給了上海仁濟善堂的施少卿，請他分別懸掛、招人識認，最終促成男孩與家人團聚。在梳理大量資料后，葛濤認為，這是照相開始為社會服務，走上了“正用”的標志。
此外，從清末開始，照片也開始運用在人事管理方面。宣統年間，學部作出規定，凡參加各類考試的考生必須在考前拍照，否則不準參加考試。外務部在錄用人員時也要求持照片前往面試。有學者認為，這些舉措極大地推進了照相的實用化，使得照片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上海的照相業也因之而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搜集研究 業界學者呼吁應當加強
清末民初的舊影像，在史料研究方面有著重要價值，國內對此的研究起步于2000年，目前尚處初級階段。
業內專家表示，涵蓋中國社會這一時間段的照片，大多收藏于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的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也不乏私人藏家收藏。葛濤不無遺憾地表示，盡管國內一些圖書館也略有收藏，但是目前仍呈零散狀態，未能形成體系。
影像收藏的短板，并非體現在清末民初老照片這一個方面。中國美術館收藏部趙輝在接受采訪時透露，中國美術館自1984年至2014年這30年間的館藏攝影作品共計785件，占館藏作品總量的3.8%。而相比之下，英國皇家學會的收藏就顯得非常驚人。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秘書長介紹說：“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的影像收藏始于1853年成立之初，1890年開始進行系統性收藏，1924年起接受社會捐贈，如今影像收藏數量已達25萬幅，大部分作品來自社會捐贈。”
一些專家提出，國內一些城市已經著手制定建立影像博物館的具體方案，但如何找到一種創新的思路來搜集、保護、研究珍貴的影像資料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