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到“梵高女郎”時，會不會想到這些行頭的價錢一定很貴？如果想不到，沒關系，現在的高定服裝都是標價的，用數字說話，你要是沒勇氣看數字，自然也沒資格坐在秀場里面。
“梵高女郎”——2015春季高級定制時裝周過后，Victor &
Rolf，一家荷蘭時裝設計公司，滿意地聽到了圈內的好評。他們這一季的作品讓人很難過目即忘：用粗而長的稻草編成的帽子，像一個個既蕪雜又精致的鳥窩，與其說是戴，不如說是“飾”在模特的頭上，下面是印有大片3D花卉圖案的娃娃裙，有黑白的，也有各種彩色的，大褶皺膨膨松松，有的綠色的花卉甚至延伸到裙子外邊，變成立于體側的一叢植物。這套從梵高油畫中得到靈感的高定作品，與Chanel、Georgio
Armani等推出系列的一道，被稱為是富有推崇自然、情系花園的意蘊的佳作。
高級定制，一個來自法國的尊貴短語“haute
couture”，眾多有“情懷”的設計師和品牌都心系于它。不過，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它曾一度被頂級設計師群落所遺忘。那時的時尚都在大街上，設計師們得像記者一樣滿街跑，去發現，去迎合，得到行家認可不重要，贏得普通過路女子的心，才算是成功。那時，伊夫圣羅蘭每天忙著接成衣定制的電話，根本無暇做一個高定系列；而女人們也覺得，一擲千金去買一件高級定制裙子，實在劃不來。
不過，情況改變已經很久了。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也即1989年前后，觀察家們便發現，外形華麗、設計精美、價格昂貴的時裝，重新成為熱點，以巴黎為展示中心的高級定制業十分興旺。就像大革命沒有摧毀舊制度，大眾口味也沒能消滅haute
couture這一始于貴族時代、有藝術血統的設計產業。1990年代后，觀察家們紛紛轉而關心一個新問題：不知道什么人，會跑到閃瞎人眼的大酒店里，坐在鍍金椅上，呼吸著無處不在的脂粉氣息和彩色的碎紙屑，津津有味地看上一個禮拜的華服表演。
時裝從來就像期貨的變種：成衣提早半年以上發布，高級定制則提早兩個月發布，你去買了成衣，意味著你相信半年后它會火；而你去買了高級定制，僅憑你出得起這個價格，你都可以確信，只需再等兩個月，你就可以變成獨領風騷的超級大潮人。然而事總有兩面，人們也經常把高定稱為“實驗品”，意思是，這是一些人在實驗室里搗鼓出來的東西，靈感、想象力所占的比重遠大于對市場的考慮：不需要投入大規模生產，也不必考慮賣多少件，至于真去買的人，心里也該知道，它不是用來穿的。
為了確保haute
couture在時尚界和設計界頂尖“盛宴”的位置，總負責巴黎高定和成衣展的巴黎時裝商會，維持著很高的準入門檻。它考察一個個時裝工作室，看其有無高定資格，能否一年辦兩場大型媒體秀，辦四五十場小型的客戶秀，工作室的規模多大，能否一次容納足夠多的人，等等。這一切都已立法成規，井井有條；而眾設計師也得知道，高定基本上是臉面，賺不了多少錢，得靠鋪向市場的成衣來養活，才能形成正循環。一句話，做高定，只是表示我有藝術追求，不是，或不只是快消品生產者。
既然是做藝術，那么，設計師就有充分的理由不理睬時代。有評論者把“梵高女郎”系列，把卡爾·拉格菲爾德給Chanel設計的“紙花園”系列（一個主要用白紙制作的大花園，模特們在其中行走），還有GA這一次推出的帶東方韻味的竹子水墨系列，都同環境保護聯系起來，因為這陣子的熱點里有達沃斯經濟論壇，有中美氣候協議；但也有這樣的發問：既然在巴黎舉行，怎沒見設計師們的作品里，有對1月初《查理周刊》慘案的回應呢？各種議論都增加了我們普通觀眾的談資，讓我們在欣賞作品時，對高級定制本身的立場和追求產生了好奇。
不理睬時代畢竟簡單，但不理睬銷售，就不那么容易了。跟過去相比，現在的高定最大的變化，就是品牌們變得現實了，越來越在乎把東西賣出去，haute
couture的內涵，越來越等同于奢華。在黑白片時代，造型師和服裝師，要想方設法突出演員服飾和布景的質感，以便讓觀眾透過黑白畫面也能判斷東西的貴賤，人的等級；而現在的高級定制，則是讓觀眾一眼就相信，嗯，這套衣服肯定值很多錢。
你看到“梵高女郎”時，會不會想到這些行頭的價錢一定很貴？如果想不到，沒關系，現在的高定服裝都是標價的，用數字說話，你要是沒勇氣看數字，自然也沒資格坐在秀場里面。還有像Docle
& Gabanna這種更高調，更赤裸裸，公開說自己的座位只給哪一級別以上的明星保留著，或許是個噱頭，但無形之中，haute
couture因此背離了“藝術”，背離了以前給人“造夢”的初衷。
前幾天，我看到《VISIONAIRE》雜志和美國獨立時尚網站REFINERY
29聯手拍了一個短片，介紹Dior今年的高定作品，是經過了一系列何等頂尖、代價何等高昂的制作過程，才呈示給觀眾的。一向以為設計應該是高冷的事，炫耀生產內幕，好像手機、手表才會這么做，這視頻做得雖好，看后總有點不是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