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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0年至今，監管大棒揮舞了一輪又一輪，但“影子銀行”就像打不死的“小強”，總能在換一個馬甲后迅速卷土重來。鑒于此，我們估計，經過短暫調整后，很快可能出現新的“影子銀行”熱點。
　　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2015年1月16日，銀監會正式下發了《商業銀行委托貸款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辦法》”），啟動對委托貸款的規范工作，預示著監管部門對“影子銀行”的清理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也引發了業內的高度關注。
　　根據《貸款通則》的界定，委托貸款是指由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及個人等委托人提供資金，由商業銀行（即受托人）根據委托人確定的貸款對象、用途、金額、期限、利率等代為發放、監督使用并協助收回的貸款。商業銀行（受托人）只收取手續費，不承擔貸款風險。這項業務之所以出現，主要因為《貸款通則》對貸款人進行了嚴格限定，一般企事業單位不能直接從事貸款業務，由此導致企事業單位之間的借貸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來完成。
　　姑且不討論1996年頒行的《貸款通則》立足點如何，是否還符合當下的環境。現有監管體制下，委托貸款算是銀行的一項表外業務，既不占用銀行的信貸額度，也不產生資本損耗。這樣一項業務的本意在于便利企業之間的資金往來，長期以來的規模相對平穩，2009年之前，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重一般在5%左右，所受關注不多。之后，隨“影子銀行”的興起，委托貸款增長也開始加速。不過，其真正的繁榮，還是在監管部門著手清理“影子銀行”之后。早前各種通道業務相繼被圍堵之下，委托貸款搖身一變為“影子銀行”的當家花旦。
　　從絕對數額看，2011年，委托貸款累計新增1.3萬億，比2010年增長48%，2013年累計新增2.55萬億，同比增長97%，兩年時間增加接近四倍。2014年委托貸款的累計發放額2.51萬億，與2013年大體持平。但考慮到2014年社會融資規模有一定萎縮，委托貸款在社會融資中的占比還在繼續上升，從2013年底的14.75%，上升到了2014年底的15.25%，比2009年翻了差不多三番。分月度來看，2014年12月的新增委貸為歷史最高，達到4582億，占社會融資總量規模的27.11%，而當月新增的人民幣貸款才6960億元。在實體經濟低迷、融資環境持續惡化的背景下，委托貸款逆勢擴張顯然脫離了正常的方向，而演變成了“影子銀行”的重要途徑。
　　與其他“影子銀行”發展的邏輯相同，委托貸款的異常繁榮大概有以下幾方面原因：其一，從融資需求方講，實體經濟經營日趨困難，一些經營狀況不好的企業，以及受現行調控政策限制的行業（如地方投融資平臺、房地產、產能過剩行業以及高能耗行業，等等），難以通過合規渠道獲得資金支持。需要借助各種游離于監管之外，或監管稍弱的渠道；其二，從資金供給者而言，部分資金充裕或融資渠道較廣的企業，在實體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希望通過委托貸款來拓展收入來源；其三，從銀行的角度，由于受信貸規模限制、存貸比、資本充足率約束以及貸款投向等多因素影響，通過委托貸款（事實上可能是自有資金放貸）繞道表外，可以降低監管成本，這與早前盛行的各類通道業務在本質上并無二致，核心仍在于監管套利。
　　由于委貸的爆發式增長背后是影子銀行的卷土重來，其過度發展可能蘊含的危害也大抵相同，既不利于經濟改革與結構調整深入，也使相當規模的潛在風險游離于監管之外，得不到應有的管理。
　　總體上看，《辦法》規范的內容相當全面，針對影子銀行化這個核心問題，對委托貸款業務的主要環節都做出了明確規定。預計隨著《辦法》的正式通過并付諸實施，委托貸款的發展將再次回歸本源。當然，鑒于委托貸款現有規模已經較大，近來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重較也高，《辦法》將不可避免地外溢到實體經濟。與之相關的行業、企業以及金融市場，都會受到短暫影響，需要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積極關注并應對。而反過來看，加強對影子銀行的清理，可以改善資金配置扭曲的現狀，本身也為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放松（全面降準或降息）創造了條件，近期或有相應的寬松政策出臺。
　　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是，在《辦法》規范委托貸款之后，“影子銀行”的清理是否就算大功告成？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前文提到，以委托貸款為代表的“影子銀行”，產生于客觀的內外部環境，盡管有這樣那樣的風險，但體制外的融資需求始終都存在。這也能解釋，從2010年至今，監管大棒揮舞了一輪又一輪，但“影子銀行”就像打不死的“小強”，總能在換一個馬甲后迅速卷土重來。鑒于此，我們估計，經過短暫調整后，很快可能出現新的“影子銀行”熱點。
　　從產生和發展的邏輯看，容易取得成功的“影子銀行”模式，一般都處于監管空白地帶，要么是因監管制度本身不完善，要么就是因為不同監管部門的標準不一、協調不暢。在過去幾年中，隨著監管制度的不斷修正，以及跨部門監管協調的強化，原來以體系內金融機構主導的“影子銀行”（有人也將其稱為“銀行的影子”）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隨著委托貸款規范的塵埃落定，正規體系內的騰挪空間正在越來越小。與之相對應的是，近期以來，政策面對民間金融發展（尤其是冠以互聯網金融名義的各種金融活動，如P2P和眾籌等）的態度卻相當寬容。
　　綜合這些情況，我們認為，未來的“影子銀行”重心將迅速往這些新興的體制外模式轉移。當然，這不排除部分正規金融機構（如銀行）參與其中，事實上，已經有不少銀行開展了線上P2P業務，并積累起了相當的業務經驗和客戶資源。
　　總體上，由于新興金融業態缺乏明確的監管規則，而且，未來也不大可能建立起與正規金融機構相一致或類似的監管標準。這意味著，其相對正規機構在監管成本上的優勢將長期存在，這為新一輪的監管套利創造了基本條件。由此，我們預計，在2015年，以P2P和眾籌為代表的新興融資模式可能迎來一次爆發式增長，越來越多的大型企業，甚至更多的銀行將介入其中。當然，這種爆發式增長，不意味著P2P本來的模式和普惠金融在中國的大發展，而不過是中國式“影子銀行”的又一次華麗變身。對此，監管者或許應該有更長遠的考慮，并及早制定和完善相應的規則。
　　（曾剛，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小銀行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貨幣金融理論、銀行理論與實踐，主要著作有《歐元與國際貨幣競爭》、《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貨幣經濟學手冊》、《風險管理》、《貨幣錯配——新興市場國家危機的考察》、《中國商業銀行發展戰略研究》、《貨幣流量分析——理論框架及對幾個問題的考察》、《西方國家經濟社會變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