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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與妻子莫妮卡，于201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特朗斯特羅姆于上周去世。
摩肩接踵的人群是一塊毛玻璃，飛舞的黃葉是拍出的一份份小電報，郵票是一塊魔毯，樹的影子形成了一串黑色的數字。人稱阿根廷的博爾赫斯為“作家中的作家”，因為他的作品里充滿小說家的“元想象”，稱瑞典的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為“詩人中的詩人”，除了他極純粹、極標致的超現實主義詩風，還與他稀少的產量與巨大的國際名聲有關。看看他的譯者陣容，都是各國詩壇的頂級人物：芬蘭的凱?韋斯特伯格，美國的羅伯特?布萊和約瑟夫?布羅茨基，波蘭的切斯瓦夫?米沃什，中國的北島。
在瑞典，特朗斯特羅姆有另一個綽號：“禿鷹詩人”。中文不太好聽，但“禿鷹”說的不是形象或習性，而是意指他眼界開闊，覆蓋世界，直抵寰宇。托馬斯的第一部詩集《十七首詩》，很薄很薄的一本冊子，寫的時候，剛剛20出頭的他在聽西貝柳斯，所有詩篇都對應上了西貝柳斯音樂里的樂章，有《序曲》，有《復調》，有《節與對節》，有《尾聲》。他靠著這本集子賺的錢去了希臘和土耳其。再往后，等他工作了，他出國旅行就更多了。
旅行的見聞反哺了他的詩歌寫作，如《一個貝寧男人》，題注“談16世紀貝寧王國一個葡萄牙猶太人的青銅浮雕照”，這個浮雕照片，就是他在維也納一所博物館里看到的。1980年代中他訪問中國，寫成《上海的街》一詩，讓中國人看了椎心不已：“黎明時人群奔醒我們寧寂的星球/公園到處是人，人人都長著八張玲瓏的臉，以對付/各種情況，避免各種過失……”他自幼的偶像，是享譽世界的探險家利文斯頓和斯坦利；而在人類社會之外，自然界也留下了他的足跡。2013年斯德哥爾摩的國立博物館辦了個特別展，展出特朗斯特羅姆兒時收集的昆蟲標本。他80大壽那年，哥特蘭島上發現的一種稀有的甲蟲，以他的名字命名了。
詩人闖世界，從各種文明、各種景觀里汲取靈感，但他以什么為生？托馬斯不是家境富裕的公子哥，他得工作，事實上，人們但知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名，卻很少了解他賴以謀生的主業：心理學家。從1960年年近而立起，他就開始服務社會，最早在一所青少年管教所擔任教養員，后來又接觸到眾多問題人群——北歐這些高福利、高幸福感國家，人的心理疾患也得到了格外有力的重視。
“他們犯了罪，可說起自己的行為還挺委屈，”托馬斯曾長期供職監獄，后來，他在受訪時回憶起那些年輕的罪囚，“他們說：‘我站在一個房子里，面前一大堆錢，事情就這么發生了……’”說得好像他們自己也是受害者，至于錢到了他們口袋里，跟他們沒關系。這種有意思的心理被他抓住了，他獲得一枚精致的洞見：“你怎么經驗，你就怎么表達。”
你怎么經驗，你就怎么表達。詩人之強，不就強在與眾不同的經驗嗎？他說蘑菇“是黑暗的地底下/一個抽泣已久的求救者的手指”；睡著的人，“舒展成輪子的輻條”；人在帳篷里點起了火，他卻說“爐子主宰著帳篷”；人走路，發出動靜，平常到不能平常的現象，他說，這是“地面的爆炸”。
角度奇特的經驗，制造出眾多令人驚嘆的表述，讀他的詩，最多不出三首，定會遇到讓你目瞪口呆的靈光閃現。萬有引力定律，盡人皆知了吧，有形的物體都在地面上，或早晚要落到地面上，托馬斯卻寫出了“白天壓著我們工作，夜晚壓著我們睡覺”。移動總有目的地，有終點，但夢游者會去哪里？托馬斯說：“夢游者尼古德摩斯走在/通往地址的路上”。在《嘉里隆》中，旅館的“地下室拖著身子在上樓”，發出奇怪的響聲。“步行街在外面走動”，這句話讓我想起那個經典的腦筋急轉彎：“小明看見一雙運動鞋，為什么發抖？因為他看見一雙‘運動’鞋”——不過，托馬斯的世界觀可比小明復雜多了。
托馬斯名氣來得早，而他出過的詩集都很小，比如《十七首詩》，我們會好奇，誰會掏錢去買一本只有區區十七首詩的書來讀？事實是，這本集子一問世就收獲好評。比他小15歲的芬蘭詩人凱?韋斯特伯格，因為翻譯《十七首詩》而與托馬斯交厚，兩人討論西貝柳斯，互訪對方的國家和文化，蔚為美談。年長于他的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也跟他有幾十年友誼，兩人的通信以《航空信》為主題結集出版。勃萊力推托馬斯，托馬斯卻說，他更經常與一些對他的詩作不感興趣的人在一起——比如服役的罪犯。
勃萊把托馬斯的詩譯成英語，他說，有次做活動，有人問托馬斯，他的工作對他寫詩有何影響。在美國，詩人通常會說，我工作，掙了錢才好支持自己寫詩——謀生只是需要，不能和藝術創造相比。托馬斯的回答則出人意料：“好奇怪，怎么從沒人問我的詩怎么影響我的工作呢？”
我從這句話里窺見了他思維和靈感的秘密，那就是下意識的換位、顛倒、傾轉。也可以說，是不確定，工作與謀生哪個為主，哪個為輔，在托馬斯這里是不確定的。仍然可以從他的詩句中找到無數證明。“影子擺脫物體”——而不是物體消除了影子；“天空好像突然被暴雨涂黑”——難道不是先天黑再下暴雨的嗎？順序的顛倒產生了奇跡。
《臉對著臉》，一首經常得到論者贊許的短詩，名字就隱含了一種二元平行觀，再看這些句子：“靈魂/磨著風景，像船/磨擦停靠的渡口”，“死線丈量著雪深/腳印在凍土上衰老/語言在防水布下枯竭”：看，居次的、漂移的、附屬的、抽象的東西，依次挑戰居于主位的具體而穩固的事物。最后，有一天，“一切轉過了臉/大地和我對著一躍”——再也沒有主次之分，就連時間的先后，也被抹去了。
于是生命變成一場寂靜，一場辛酸的幽默，任何奮力在其中找出規律的人都將受挫。詩人的任務是把意外從邏輯中解放出來，把語言從詞語中解放出來。托馬斯的詩，氛圍寂寥，詞語凝練銳利，有如金剛石，不免讓人揣想，他本人也該是北方雪國的一個至純至粹、鎮日苦吟的文人吧。實際上，托馬斯一直在靠自己的專業生活。他說過：“有太多的事我想做——這是我的人生難題。”在監獄里，他的任務是疏導囚犯的心理，這是個全天候的活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寫作的。”
音樂，美術、心理學乃至公職，都成了他的愛好，養家和寫詩不僅不沖突，還互相哺養。他有很好的鋼琴修養，在他的詩里，有“序曲”，有“交響樂”，有“管風琴音樂會”。他還翻譯，他曾為瑞典語《圣經》翻譯過部分章節；他說，要真給他全天的時間專心寫詩，他反而要癱瘓了。
在冷戰激化、各國都政治掛帥的六七十年代，特朗斯特羅姆的詩遇到了批評。人說他不寫政治。其實他也寫，1970年出版的詩集《看見黑暗》，是探索他的個人經歷的，但有好幾首詩都讓人聯想到政治。他最好的詩之一，《論歷史》，通透地講出了政治的本質：“激進和反動生活在不幸的婚姻里/互相改變，互相依賴”，而我們，“作為它們的孩子我們必須掙脫”。接下去又是目光如炬的警告：“每個問題都在用自己的語言叫喊”，不要隨便搬移甲地的經驗到乙地去用，最后，“請像警犬那樣在真理走過的地方摸索！”
1986年2月28日，瑞典總理奧洛夫?帕爾默遇刺身亡，真相至今未破，掀開了瑞典冷艷安寧之下政治陰暗的一角。無數文人就此事大做文章，斯蒂格?拉森的暢銷小說“千禧年三部曲”，揭黑打惡更是毫厘不爽。托馬斯卻是個異類。他說，總理遇刺一事，無法刺激他寫作的欲望。換句話說，在他的深處沒有“內力”前去迎擊。“我感興趣的東西，都得有一段長歷史，我能回到一個很早以前的時代。”
他心中的“長歷史”，當然來自他的“禿鷹”之眼。他不關心一起謀殺，卻會關心“謀殺史”，會關心悠久而普遍存在的鎮壓、監控和服從，因為這與心理學有關；它關心體現在人類行為里，而不是意識形態里的政治。且看他怎么寫官員：“和死亡打交道的人不會懼怕天光/他們在玻璃房指揮，他們在陽光下擁擠/他們把身子伸過柜臺左看右顧”（《在野外》），再看他怎么寫審查制度：“請回味句中的含義。我們將在兩百年后相會/那時旅館墻上的高音喇叭已被遺忘/我們終于能安睡，變成正長石”（《致防線背后的朋友們》）。
詩歌，在特朗斯特羅姆看來，是二元相遇的結果，“一種強大的外力突然與一種強大的內力相遇”——只有一元，是不足以寫詩的。對于文學和詩歌而言，心理學也是另一元，心理學讓人更真實，更“在地”，不至于閉門造車。心理學也保護了他，讓他可以通過稠密的意象，而不是通過宣言和社論來向政治發言——如果他必須要這么做的話。
59歲時他不幸中風，右半邊再也沒能恢復，他用左手寫詩、彈鋼琴。那時，他才出了第十本詩集，一共不過二百來首詩。太少了，是的，但這對廣大寫詩人來說未嘗不是一種激勵：大詩人也須百般錘煉，始得文字的真金。
他言語困難，行動不便，但音樂仍在他的大腦和心靈的深處，1996年，新詩集《悲哀貢多拉》發表，名字取自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的鋼琴曲，他在好友瓦格納病逝時寫下了這兩支曲子。詩集中的第一首《四月與沉寂》里，他寫道：“我唯一想說的/在無法觸及的地方閃爍/如當鋪里的銀子”。他通過這樣的句子思考，或者不如說——等待著死亡：“溝中的花朵、鼓樂和沉寂/走吧，他們已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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