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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高儲蓄率近年來始終是國內外各界輿論的熱點之一。一方面，自從200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之后，多數學者逐漸將其歸因于中國為代表的貿易盈余國家存在過高的儲蓄率，而美國為代表的貿易赤字國家則出現儲蓄不足。另一方面，中國正面臨由出口導向和投資拉動型的增長模式，向消費拉動的、內需型增長模式的轉變壓力，而最終消費不足成為這一轉變的重要阻礙。在很大程度上，這也要歸咎于高儲蓄率。有鑒于此，適度降低中國的國民儲蓄率，成為解決當前經濟內外失衡的關鍵所在。
在中國的國民儲蓄中，居民儲蓄相對比較穩定，而政府儲蓄與企業儲蓄則成為高儲蓄率的主要推動因素。尤其是政府儲蓄，總是成為學者們口誅筆伐的對象。然而，細細查看一下，對于政府儲蓄的內涵及其公共財政意義，以及如何通過控制政府儲蓄而降低國民儲蓄，至少到目前為止，還缺乏深刻的認識。
就其概念來看，政府儲蓄表達的是經濟統計意義上的概念，可以被理解為政府收支結余加上政府投資性支出的總和，表明了政府資金頭寸的寬松程度，以及政府對投資的貢獻。根據統計局公布的資金流量表數據（目前的統計數據止于2007年），2007年政府儲蓄占國民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總儲蓄的比重分別為10.8%、44.2%和20.9%，而1992年則分別為4.4%、22%和12.1%，其多項指標的增幅和增速都超過企業儲蓄和居民儲蓄。相比之下，2007年美國的這三項指標分別為0.54%、1.65%和3.71%，除了政府干預明顯的韓國，政府儲蓄占國民收入比重約為11%，其余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該指標都低于5%。
中國政府儲蓄為什么會這么高？首先，當然是政府可支配收入增長過快。一則，政府可支配收入增速遠快于國民收入增速，如2007年按照現價計算的兩者年增長率，分別為28.7%和21.6%。二則，政府可支配收入被低估的程度非常嚴重。如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中的“凈金融投資”可以近似地表示不包括債務的政府資金頭寸，2006和2007年分別為12652億元和23226億元，而官方公布的全國財政結余分別為-1663億元和1540億元，后者遠大于前后者，表明有大量政府資金結余未納入財政收支統計。除了政府性基金（包括土地出讓金）、社保基金、國有資本經營收益等“體制內”的、預算之外的項目，還有許多“體制外”的項目。如果就“凈金融投資”所表示的政府資金頭寸來看，2005到2007年都有巨額結余，所謂的“穩健”財政政策，實際上是緊縮性的政策態勢。
其次，是政府公共資金的利用效率不高，使得大量資金沉淀在冗長的財政程序中。例如，近年來政府國庫存款余額不斷增長，2000年的月均余額只有2797億元，2007年則高達18014億元。這可能是財政收支不同步、國庫現金管理制度落后所造成的，但客觀上使得公共資金使用效率下降，即與發達國家的財政機制相比，完成同樣的支出項目，卻不得不征收更多的收入。
還有，政府增加投資性支出的沖動太強。上世紀末期的政府改革帶來行政管理費等消費性支出的大幅下降，這是好的改革方向，但卻逐漸走向極端，導致教育、醫療、社保等消費性支出增長緩慢。政府投資性支出近20年一直保持穩步上升趨勢，尤其是財政直接投資在2003年以后“劇烈”增長，成為政府儲蓄積累的主要貢獻者。
最后，是政府邊際儲蓄傾向的變化，尤其是近年來經濟改革中存在計劃體制復歸的跡象，政策制定的行政性有所抬頭，這就帶來政府邊際儲蓄傾向的不斷提升。根據資金流量表計算，1993年的政府邊際儲蓄傾向為0.17，到2007年已達0.64，增幅遠高于住戶和企業部門的邊際儲蓄傾向變化。
由此看來，適度抑制政府儲蓄的過快增長，還需要根據其影響因素，分解為更加具體的政策目標。
比如，應控制政府可支配收入過快增長。一方面要注意在政府通過稅收政策對居民和企業
“放權讓利”之時，要多向居民和民營企業轉移收入，因為國有企業的邊際儲蓄傾向更高，對其提供過多的稅收減免只能更推高企業儲蓄。另一方面，應繼續改革公共財政體制，把更多的顯性或隱形政府收入都納入到預算口徑之內，以及加快國庫管理制度改革，從而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
再如，應盡量減少政府的投資性支出。一方面是控制財政直接投資的規模，把更多的資金轉而用于對居民的轉移性支出，從而改變居民的預期，降低居民的邊際儲蓄傾向，達到一舉兩得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減少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資本轉移，把更多的資本通過政策性金融模式，轉而支持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農村企業等。
總之，要使得政府儲蓄回到合理的規模，既需要政府堅定增長模式的轉型方向，也需要推動其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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