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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過去主要為北京市民供菜的石景山、朝陽、豐臺等地的菜地面積已經從17萬畝縮減到1萬畝。北京自產的蔬菜還不足一成。運輸方面，內蒙古的土豆要繞道山東進北京。另外，城內運輸難，賣菜成本高，也使“最后一公里”菜價上漲幅度最大。
當然，造成菜價上漲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市場的力量，也有非市場的力量。遏制菜價的過快上漲，城市政府也并非無所作為。在新一輪菜籃子工程建設中，政府除了投資于一些菜市場以及農田基礎設施之外，更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務，從生產、運輸、銷售環節讓菜價“虛高”的部分降下來。
先看生產。“郊區菜地面積從17萬畝縮至1萬畝”。這說明北京的菜籃子工程欠賬很多，開辟新的種植基地非常急迫。這也說明，就北京而言菜籃子生產基地的建設相當具有挑戰性。問題在于，新的菜籃子生產基地建在哪里？又該如何建？
我們應該看到，無論從民眾的訴求還是京郊農民的收入狀況，實施新的菜籃子工程與過去有很大不同。這既需要政府在建設新的菜籃子基地時做好合理的規劃，更需要從政策和服務等軟環境入手，激發民間資本參與的熱情。
顯然，從市民的需求和市場穩定供給的角度來說，新的菜籃子基地必須要考慮到城市擴張的因素。不能讓一片土地今年種菜過兩年就“種樓”。在地理位置上，應該給城市的擴張留下充分的空間。
菜籃子基地的規劃更要有強制性，甚至應該通過地方人大予以立法保護。也就是說，要給菜籃子基地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要像保護耕地那樣，嚴格保護菜地。
只有明確的制度保障，那么，有志于菜籃子“事業”的資本才會下鄉，高效率的公司化的蔬菜生產方式，才會大量出現。這樣遠郊區農民土地入股等等改革試驗也才會推行起來。菜籃子基地如果得不到城市規劃方面立法的保障，土地三天兩頭面臨被征收的可能，那么，“資本下鄉”也就意味著要冒極大的風險。
就北京而言，無論是資本還是相關的蔬菜種植技術，都不缺乏。要讓這二者產生化學反應，關鍵還是菜籃子工程要有制度保障。當然，政府在此之外也可以出臺政策或稅收優惠，鼓勵民間資本參與菜籃子工程建設。
其次看運輸。內蒙古的土豆需要繞道山東進京，無論如何都是不太合理的。這說明，北京蔬菜交易與經紀人市場發育還不夠成熟，市場和菜農之間的信息溝通機制仍然不太順暢。政府既應該注重對行業的扶持和培訓，也應該搭建有關供求與經紀人交易的信息交流平臺。
再看銷售。地方政府還要為菜籃子工程的順利實施清理“路障”。廢除不合理的制度，或者明確一些政策上的模糊地帶，都是非常必要的。如北京居然沒有一輛合法的蔬菜運輸車。北京運菜的車輛都是面包車，這些車輛不但運力有限，而且隨時都可能被處以高額罰款，最終這些罰款又轉嫁給了消費者。給城市蔬菜運輸車輛以合法身份，恐怕不能再拖。另外，也應解禁小商小販，將其納入有序管理之中。當然，也可以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鼓勵市民在小區種菜。
只要地方政府轉變觀念，變“禁止”為服務，那么在“最后一公里”菜價翻倍的問題，也并非不可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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