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失衡”成為熱門話題的背景下，近年來國內外有頗多人認為內需，特別是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較多，這是印度經濟相對于中國經濟的一大優勢。
此說流傳之廣，以至于美聯儲主席伯南克2006年12月15日借來華參加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機到中國社科院演講時，也不忘向中國聽眾推銷印度模式，要求中國“以印為師”擴大消費：“今天中國的GDP約有一半貢獻給了投資和為世界其他國家生產凈出口，僅有剩下的一半可用于消費，去年中國的消費僅占GDP的38%，但2004年印度的居民消費占到其GDP的60%。”
印度官方聲稱，印度擁有3億中產階層，這種說法也被中國某些學者用作論據抨擊中國經濟社會的“缺陷”。
然而，且不提儲蓄和投資過去、現在、未來都是經濟增長的源泉，發展中國家尤其需要具備較強的積累和投資能力方能趕超發達國家，也不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經常項目順差是一國宏觀經濟穩定的關鍵要素之一，鑒于印度社會存在的極度絕對貧困和社會不公，印度自夸的內需主導經濟增長模式成色幾何？究竟能否與中國相比？殊堪質疑。
印度貧困人口比重2000年仍高達28.6%，是中國1998年同一指標(4.6%)的6.2倍，也明顯高于泰國、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主要國家及其鄰國斯里蘭卡，其中鄉村貧困人口比重為30.2%，城市貧困人口比重為24.7%。
印度首富、印度最大上市公司信實工業(Reliance
Industries)老板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2007年便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4名，以前居住在孟買14層私宅“海風”猶嫌不足，又斥巨資為自己建造173米高私宅“安蒂拉”，總樓層面積超過法國凡爾賽宮，仆人多達600多名。
與此相對應，根據印度住房和城市扶貧部專門負責調查全國城市貧民窟人口的專家委員會調查，2001年印度全國城市貧民窟人口為7526萬人，到2011年底預計將達9306萬人，10年增加1780萬人，其中，首都新德里貧民窟人口將達316萬人，比2001年增加85萬人；全國金融中心孟買所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貧民窟人口將達1815萬人，居全國各邦之首。
絕對貧困和收入分配失衡已經嚴重損害了印度大眾的基本生存條件。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營養不良發生率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而且，越南、尼日利亞等國雖然貧困人口比重高于印度，但全部人口營養不良發生率低于印度，充分暴露了印度在收入分配、社會公正和維護國民基本生活方面的缺陷。
由于以下原因，在可預見的未來，印度上述貧困、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口營養不良狀況難以發生重大改善：其一是印度農村人口占總人口72%，但近年來農業發展緩慢，
2002～2007年農業年均增長率僅有2.5%，2009/2010財年增長率更只有0.2%。
其二是土改不深入徹底，土地占有關系仍然嚴重不平等，不僅妨礙農村和農業生產發展，更直接嚴重損害改善收入分配、社會公正和維護國民基本生活。須知每一個大地主必然對應著一批無地農民，而“無地則反”是農業社會的規律。
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是印度中產階層標準的制定和發布者，其發布的標準是：年均稅后收入在3.375萬盧比到15萬盧比(約合700～3000美元)的家庭即算是中產階層家庭。按此標準衡量，2001年印度已有6000萬個家庭躍升為中產階層家庭，以一家五口計算，印度目前有中產階層3億人。
按2000年匯率折算，人民幣1元約合5.6482印度盧比，五口之家年均稅后收入5975～26557元便可算中產階層家庭，換言之，人均稅后年收入達到人民幣1195元即可算作印度中產階層家庭。而在2001年同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6859.6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達2366.4元，若按印度標準衡量，估計中國95%以上的居民都可算作中產階層了。到2008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達15780.8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4760.6元。
測度亞太區域中產階層的統一標準中影響較大的是亞洲開發銀行2010年度《亞太關鍵指標》(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Pacific)報告擬定的亞太地區中產階層(middle
class)標準，該報告將亞太區域中產階層界定為日均消費2～20美元(按2005年購買力平價折算)者。根據該機構計算，2005年中國人口62.68%列入這一群體，印度這一群體僅占總人口的25.05%，與烏茲別克斯坦、老撾、尼泊爾、孟加拉國名列該機構測算的亞太區域21國中中產階層人口比重最低的五國。
進一步考察按這個標準測算的中產階層內部構成，中國的構成也優于印度。與中國相比，無論是按照絕對人數、占總人口比重，還是占中產階層總人數比重衡量，印度中產階層都是劃入中下(日均消費2～4美元)階層者多，劃入“中中”(日均消費4～10美元)和“中上”(日均消費10～20美元)階層者少。
收入水平過低極大地限制了印度居民的消費能力，使之無法為很大一部分(即使不是絕大部分)現代制造業產品提供足夠規模的消費市場。按2000年不變價計算，2006年中國人均住戶最終消費支出為651美元，印度為374美元，相當于中國的57%；世界平均為3486美元(2005年數據)，低收入國家為279美元，高收入國家為17238美元。
按照亞行測算，就作為現代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最重要消費者群體的中產階層而言，2005年中印這兩個群體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消費額分別為6412.5億美元和1724.6億美元。
正是依靠較高的收入和消費能力，中國國內消費需求不僅絕對規模大大高于印度，增長率也很快。
從現有統計數據看，中國基尼系數高于印度，2004年中印兩國基尼系數分別為0.47和0.37。按國際標準衡量，印度基尼系數落在0.3～0.4的收入分配相對合理區間，中國基尼系數落在超過0.4的收入分配顯著失衡區間。2006年，中國基尼系數進一步提高到0.496，2007年略有下降至0.48，仍然處于收入分配顯著失衡的高位。
但鑒于印度政府體系從來不以精干高效而著稱，現實生活中的眾多明顯跡象令人不能不懷疑印度收入分配是否果真比中國更公平。
以富豪人數及其資產而論，中國經濟總量倍于印度，但中國億萬富豪人數直到2009年才超過印度，億萬富豪群體資產總值2009年仍然少于印度，中國首富資產更只有印度首富的1/5。
《福布斯》富豪榜顯示，2009年中國億萬富豪人數從24位增至79位，印度則從27位增至52位；中國富豪榜前100名資產凈值由上年的894億美元增至1700億美元，印度前100名富豪凈資產總和則有2760億美元，增幅逾50%。中國首富王傳福凈資產為58億美元，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凈資產則高達320億美元。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同樣多的消費支出，中國消費支出對國內產業的拉動效果要高于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