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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市場最關注的就是通脹和加息了。國家發改委負責人，也一改過往一定能實現今年價格控制目標3%的口徑，表示全年CPI漲幅會稍高一些。從綠豆開始，大蒜、生姜、糖、食用油連番上演瘋漲的“好戲”，助長并進一步強化了價格繼續上漲的預期，給宏觀決策帶來很大壓力。
盡管中國經濟十分復雜，但是，主要矛盾應該是清楚的，就是經濟結構扭曲。在紛繁復雜的情況下，緊緊抓住這個主要矛盾，才能實現經濟的長治久安。如果判斷失誤，把其他問題，如通脹作為主要的“敵人”，可能會貽誤結構調整的大好時機。筆者不能同意“中國已出現或將要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的說法。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是兩回事。通貨膨脹是幾乎所有商品價格同時上漲而且會持續一段時間的現象。而據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國家信息中心和上海證券報剛剛共同發布的“中國經濟景氣監測預警報告”，在八大類商品中，六漲兩降，顯然不符合通脹的嚴格標準，這不是摳教科書的字眼，而是事實如此。
通貨膨脹的成因有三：需求拉動、成本推動和預期。先看需求，中國經濟主要靠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拉動，每年投資規模和增速都非常驚人，比如今年前三季，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65870億元，同比增長24.5%。高投資當然會帶來高產出。而國內居民收入，特別是工資性收入增長十分有限，內需被抑制，多年來只能靠外需即出口來平衡、消化高產出，所以不存在國內需求過大引發通脹的可能。那成本推動又如何呢，部分原材料價格在上漲，包括進口價格上漲，會增加生產成本，但中國勞動力總體嚴重過剩，勞動力成本不會明顯上升，而資金的實際利率也很低，所以企業總成本并不足以推動通脹的形成。既然需求和成本都不能造成通脹，預期就成了唯一理由。年初提出的管理通脹預期是未雨綢繆之策，這也是這次加息的主要考慮因素。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目前出現的是價格上漲，而非通貨膨脹。
有人說，流動性過剩，票子發多了，也能形成通脹。這是對弗里德曼那句名言的誤解，流動性造就通脹需要條件，即商品市場存在短缺現象。而中國經濟的痼疾之一，卻是產能嚴重過剩，即便是有錢有購買力，老實說，現在市場上沒有什么可以搶購的東西，因此儲蓄依然是中國居民的首選。再說，央行可以讓流動性充溢，但也可以收縮流動性，通過人為制造負債即央票就是很好的辦法。9月央行發行了510億元的央票，當月資金凈回籠。另外，資產，如股票、房地產可以大量吸收流動性，總之，票子多了，不一定就通脹，這是當今經濟不同于弗里德曼時代的新特征。
不妨觀察一下，那些瘋漲的商品，多數是農產品，農產品生產具有周期性，如果大量資金短期集中炒作，會造成人為緊張的假象，而且一時難以緩解，特別是那些該年度收成不足的品種更是如此。比如最近棉花、糖的急漲，都有這個特點。此時，這些農產品就具有資產的屬性了。在市場流動性總體寬裕，又無處可去的情況下，棉花就不失為一種投資途徑。這些炒作，難以避免，關鍵是管理部門信息要透明，單靠在市場上拋售儲備是無濟于事的。有趣的是，豬肉不在此次炒作的行列，很簡單，它已被炒過n次，市場不再相信了。炒作是短期的，只要等待一段時間，泡沫自然破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通貨膨脹，是一般價格指數的上漲，所以，CPI漲幅并不能代表通脹，何況，中國的CPI統計還存在食品權重過大等缺陷。前不久，厲以寧教授說，中國可以把通脹的標準抬高，從3%改為4%，引發大量批評之聲。其實，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比如食品價格往往上漲最劇烈，而跟20年前相比，食品支出在居民總支出的比重早已大降，現在的CPI，并不能真實反映總體通脹水平了。
如果通脹嚴重，那么加息，退出寬松貨幣政策，就勢在必行，否則，政策選擇就會出現重大失誤。美國剛剛決定實行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正是基于其國內經濟復蘇乏力，市場缺乏流動性，而通脹水平很低的現實。中國經濟也必須保持相對充沛的流動性，雖然政府主導的投資規模很大，但民間的流動性依然缺乏，中小企業盼望資金有如渴求甘霖，加息打擊最大的，就是對就業貢獻最大的中小企業們。如果因為懼怕嚴重通脹來臨，步入加息通道，匆忙退出寬松貨幣政策，可能又會重蹈2008年的失誤。
所以，現在應堅定不移地緊抓調結構這個主線，切入口即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居民收入，擴大內需，減少對外需的依賴。從總體上說，這是抑制價格上漲和通脹的釜底抽薪之計。這種調整，還可以緩解外部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巨大的經常項目順差，怎么說，也是升值難以拒絕的硬理由。一方面，人民幣穩步升值，可降低進口成本，另一方面，配合國內結構調整，也為將來實現貿易大致平衡做好鋪墊。如此一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盡快完善，也許是比加息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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