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中國王岐山副總理、戴秉國國務委員作為胡錦濤主席的特別代表，與奧巴馬總統的特別代表克林頓國務卿、蓋特納財長共同就“建設全面互利的中美經濟伙伴關系”的主題，開展關系到全球利益格局發展的重要對話。這次對話的新特點就是雙方都在尋找借助對方國家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舞臺中所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力量來謀求“共贏”的交集點，來防范單邊利益的增長對自己構成的威脅。
在我看來，今天從經濟層面上講，下一輪占據世界經濟主導權的候選國家似乎出現了“多元化”的態勢——已經不再是一直以來擁有技術強勢、品牌強勢和定價權強勢的美國這一家在掌控者未來的發展方向，而是以新能源產業為代表的、咄咄逼人的“歐洲標準”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歐洲市場”也在向美國“襲來”；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擁有巨大的生產能力和龐大市場潛力的“金磚五國”以及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家，更是出現了漸漸壯大自己、謀求制造業國家“共同利益”的整合趨勢。如果美國無視新興市場大國崛起的速度和力量，不將其納入到“美國標準”的框架下，那么，美國經濟債務累累和產業空心化的軟肋就會讓它漸漸失去美國貨幣、金融和創新方面無與倫比的國際競爭力，就很難維持今天美國一統天下的世界政治和治理的格局。而另一方面，可能讓美國更擔心的是，一旦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加大了與歐洲陣營的合作力度，那么，以“新能源”的新型戰略產業為代表的“歐洲技術”，就可能會擠出當年在IT行業上曾用自己的“智慧”打敗了“日本技術”的“美國標準”。所以，不僅是中國，要打破以壓“中國產業競爭力”為代價的“美國標準”的攻擊，以保護今天順利完成結構調整、讓中國經濟更上一個臺階的“中國利益”，而且連美國，它更會思考拿捏遏制“中國崛起”對美國構成壓力所需要的制裁手段，和尋求中國“認同”乃至得到中國實質性幫助所需要的、即維護“美國標準”又認可“中國利益”的中美合作戰略格局這“雙重目標”之間的分寸。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這次戰略和經濟對話完全可以說是一次“中國利益”和“美國標準”之間的重量級博弈。
誰都知道，站在鮮明的對立面上來謀求對話的成果是不務實的做法。所以，盡管美國對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十分敏感，而且，在過去和自己貿易伙伴的匯率談判中，雖然很艱苦，但美國都以自己的最后“勝利”而告終，可是，這次涉及到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問題，因為人民幣按照美國期待的大幅升值的做法可能會威脅到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更加會影響到中國動用存量的海外資產為國家結構調整作貢獻的成本，最終會導致中國政府積極加入歐洲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陣營中。要知道“貨幣霸權”和“軍事霸權”是美國今天普及美國標準確保美國安全的雙保險砝碼。它不會以這個地位的讓出來獲得人民幣匯率讓步的結果，否則，代價就太大了。所以，認同中國所倡導的自由貿易理念，同時又希望中國能盡快向海外打開金融市場的大門，以此能讓美國金融機構極致發揮出美國貨幣主導權和金融創新能力所帶來的鮮明的比較優勢，就將成為美國在與中國對話過程中所希望達到的戰略目標。
另一方面，這些年來美國一直在尋求的新的增長方式和重新打造美國競爭力的“再工業化”戰略，而這一戰略最大的競爭對手來自已經確立“世界加工廠”地位的中國，而簡單靠打匯率仗、貿易仗，效果不見得明顯，甚至最多把中國拖入“兩敗俱傷”的局面。所以，美國又開始像當年打敗日本制造強國威脅所采用的“游戲規則”改變的策略一樣，來尋求重新打造未來在制造業市場中“美國標準”的機會。只是這次不同的是，把中國這個競爭對手一起放到確立“美國標準”的陣營中，即和歐洲技術相當的美國新興產業，比如，新能源戰略的實施中，爭取和中國進行最大程度的合作，以確保讓“美國標準”的這類新產品在“中國制造”過程中形成無與倫比的“性價比”競爭力，由此擠出缺乏性價比競爭力的“歐洲標準”這一至關重要的結果。這種戰略的用意就在一箭雙雕：一是通過產業的新標準確立，把中國已經在傳統產業中越來越強的競爭力給遏制出，讓其“產能過剩”，失去中國崛起的重要動力來源。二是通過跟中國的合作，在“標準”的競爭上，再次出現當年戰勝醞釀多年的“日本技術”的結果，讓歐洲碳經濟的技術和市場實力失去“落地”的機會，以至于前期他們大量的投入無法在“美國標準”下獲得自己利益上必要的補償。
因此，中美經濟和戰略對話中，中國一定要恪守“中國利益”為第一的原則，再來尋求美國所建議的“共贏發展”的訴求，比如，我們要堅持美國過去一貫倡導的“自由貿易、開放競爭”理念的“華盛頓共識”，通過美國人容易接受的“擺事實講道理”的做法，闡明中美經濟的失衡的解決辦法一定要建立在各國雙贏基礎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比如，爭取美國對中國近來減持美國部分國債以購買用美元計價的工業資源、技術等硬財富的舉措上，最大程度的理解和給予實質性幫助，并強調用“匯率和貿易戰”來解決問題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我們要反復強調這幾年越來越被新興市場國家所接受的“北京共識”——強調發展中國家有序、有條件地進行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和降低碳排放的改革方式對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發揮著重要的意義，否則，歐美如果沒有這種“包容性增長”的意識，而采取和自己發達國家一樣的“一刀切”的做法，那么，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會為歐美“過去到今天”的高度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長期發展所造成的總量上污染程度要比新興市場國家現在剛剛崛起所產生的環境污染不知要嚴重多少倍！)，不得不和他們一起來分擔由此帶來的巨額的環境破壞成本，以及蒙受放棄發展中國家自己剛剛習慣、并已逐漸形成競爭優勢的傳統制造業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總之，這種歐美“單邊利益”主導的國際“對話”是不可能產生實質性效果的。為此，我們期待美國政府在這次對話中能夠“顧全大局”，拿出一套成熟的、對“中美雙邊利益”乃至“世界共同利益”都有利的國際新秩序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