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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年底以來，監管層加大了對資本市場內幕交易等違規行為的打擊力度，期間，一批卷入內幕交易的政府官員、“黑嘴”分析師、“老鼠倉”做局者和股價操縱大戶受到了嚴肅懲處，多家業績造假公司的IPO與涉嫌違規上市公司的兼并重組被叫停。這一來之不易的“打黑”成績，是以證監會為主導、舉各方之合力達致的結果，來之不易。但是，一個毋庸諱言的問題是，在致力于股市“打黑”的聯合戰線中，幾乎看不到券商的身影。
中國100多家券商聚集了數以萬計的證券界精英人士，其中包括數千名精通資本運作明制度和潛規則的投研高手，按理說，他們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捕捉并揭穿資本市場上形形色色的黑幕，更何況他們還承擔著對上市公司進行督導的不卸之責。然而非常遺憾的是，對近幾年相關案例的分析統計便可發現，券商對于股市“打黑”的貢獻幾乎為零。
以近期備受民眾關注的中山公用案、綠大地案、勝景山河案等案為例，這些公司的內幕交易或財務造假行為，要么是被知情人舉報，要么是被競爭對手揭發，要么是被媒體曝光，而券商無一例外地對此視而不見。不僅如此，在這些公司的造假行為已然逐漸曝光的過程中，券商們仍然袖手旁觀，拒絕以真實身份表明觀點，頗有將“打黑”不作為進行到底的架勢。
券商是證券市場的交易主體，也是證券市場的責任主體；券商以賺錢為目的，也以履責為依歸。如果說，發掘有成長潛力和投資價值的公司并保薦上市，從而獲取收益，是券商的當然追求，那么，洞察上市公司的違規舉動并舉報或指謬，為證券市場激濁揚清，也是券商的必然使命。而事實上，券商對于前者的追求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對于后者則可謂無動于衷，充其量是做一些表面文章，比如在防范內幕交易的研討會上發個言、表個態等，而缺少真正的行動。更為糟糕的是，受不干凈的暴利誘惑驅使，一些券商甚至伙同擬IPO企業或上市公司弄虛作假，將自身蛻變為股市“打黑”的對象。
如果有機會私下里和供職于券商從業人士聊天，會發現他們聰明得很，其中不少人對一些上市公司的過度包裝或違規行為嗤之以鼻，指出瑕疵隨口就能夠說出個一二三四五，但是要讓他們公開亮明這些觀點，他們就噤聲失語。這是很多媒體記者共同的感受。由此可見，對于股市“打黑”，券商們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導致這一窘局的原因，除了券商道義擔當精神匱乏外，更關鍵在于監管層沒有建立相關的利益獎懲機制。
為了引導證券公司良性競爭健康發展，證監會針對券商制訂了一系列評估、監管制度，《證券公司分類監管規定》就是其中的核心。根據該規定，證券公司風險管理能力、市場競爭力和持續合規狀況，是證監會分類監管券商的三大尺度。由于券商在分類監管中所取得的評級結果，對于其創新業務的拓展以及市場美譽度的提升影響極大，因此，券商都全力爭取在分類監管評級中獲得高分。有鑒于此，不妨將“證券公司舉報或揭露資本市場違規行為”作為加分依據，納入《證券公司分類監管規定》相關條款中，以激勵券商在股市“打黑”領域積極作為。
從微觀層面看，單家上市公司和單家券商容易結成利益同盟，兩者之間很難形成以“打黑”為指向的監督關系，但是，從宏觀層面看，滬深兩市2000多家上市公司（這些公司彼此之間存在競爭）和100多家券商（這些券商之間也存在競爭）之間，絕難結成鐵板一塊的利益同盟，可以在彼此之間——比如券商A與不是A保薦的上市公司B之間——形成外部監督關系，從而有效防范和揭發資本市場的違規行為。這也是提出以上建議的邏輯前提。
進一步還不妨規定：證券公司如果能夠先行主動揭發內部員工在資本市場上的違規行為，同樣可以獲得評級加分；該加分還可以用來沖抵該公司被其他機構或人士檢舉違規從而導致的失分。如此一來，券商便有了自查自糾的積極性，這也將激活券商內部長期以來形同虛設的防火墻制度。
除此之外，監管層還不妨對證券公司從業人員設置一些激勵措施，譬如，成立一只股市“打黑”基金，從中提取經費，對于檢舉有功的從業者（也可以推廣到社會公眾）予以重獎；對于準保薦代表人，如果他們揭露上市業績造假等違規行為，可以將他們直接轉正為保薦代表人。諸如此類的舉措，必將大大提升證券從業者“打黑”的積極性，其結果是個人、公眾和資本市場均獲益，可謂多贏。
資本市場從來是一個容易放大道德風險的場所，在這里，我們對于道德感召和道德自律的低效甚至無效性應有充分的估計，以此為邏輯起點，券商集體缺席股市打黑陣營這一局面可以被理解，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券商的這種行為可以被縱容，建議監管層從人性之惡和人類的逐利本能出發，完善制度設計，敦促和引導券商趨利而善，使其成為打黑的一股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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