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為捍衛作為美國債權國的應有利益，建立一個與美國在岸市場競爭的投資舞臺顯得異常重要。我國可以先利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平臺，主動開展“亞洲美元離岸市場業務”，以繞開人民幣匯率和利率沒有市場化的瓶頸，把美元債權的價值最大限度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贏得寶貴的時間和空間。
誰都清楚，如果美國國會不能在8月2日的最后期限以前調高借債上限，那么美國財政部將無法擔保美國政府的所有債務。而且，即使國會和政府能達成一項協議來調高目前為14.3萬億美元的借債上限，但一項削減赤字力度不夠大的預算計劃，也仍有可能會導致美國政府的“AAA”信用評級被下調。不管最終結果如何，最大的受害者卻不是美國，而是依賴美元作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潤滑劑以及把美元計價的資產作為儲備資產的世界各國！美國兩黨之所以敢拿“財政違約”的籌碼來維護和爭奪各自所需要的政治利益，是因為他們心里都太清楚，今天國際貨幣體系中沒有強勁的對手，也就是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短期內無法撼動。所以，盡管他們各方都想拿“世界利益”來說事，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外部支持，但哪一個黨派都沒有從“美元”這個世界“貨幣錨”的視角來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兩黨今天共唱的這出鬧劇，與在別人家園里玩火惹事的性質完全一樣。
無節制膨脹的美國財政赤字與歐洲主權債務國家不一樣，它是美國政府借世界的“財富”再通過一流人才的引進、軍事實力的強化、科研和研發能力的提升等方式來提高美國不斷上升的實力，以達到美元即使階段性貶值市場也無法離棄的效果。這和很多債務國家借錢推福利，經濟實力日趨下滑的本質完全不一樣。但是，帶來的問題是，當美國憑借實力對債權國不負責任而只考慮自身利益時，制衡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十分有限。這也是后危機時代需要世人反思和改革現有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地方。這次美國政府違約的舉措，尤其應該讓外匯儲備達到世界第一的中國引起高度警覺。
上世紀70年代以后，世界走出了靠“金本位”自律調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來到了靠“信用本位”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時代。美國依靠它多方面強大的實力、發達的金融體系和國際認可的品牌優勢，為世界承擔了提供“結算支付”、“資產儲備”、“價格標準”這三方面功能的“貨幣錨”服務。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利用這個信用本位的“公共品服務”，降低了很多因為本幣弱勢、價格體系不穩定所帶來的交易成本，推動了這些國家的出口以及增長所帶來的就業率提高，生活質量得到改善。而美國則由此得到了龐大的鑄幣稅，和越來越多“美元流動性”回流所帶來的金融市場的繁榮。依據承擔貨幣錨服務，美國借助外國的財富進一步發展了美國的“硬實力”。所以，當他們開始憑實力賴賬時，我們才發現在信用本位的貨幣時代，建立一個超主權國際貨幣和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但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是，走向超主權貨幣體系的歐元，今天因為歐元區各國經濟基本面的參差不齊和由此產生的不和諧舉措，正不得不付出犧牲“穩定”和“效率”的巨大代價。同時，人民幣也在加快國際化步伐，但從最近外匯占款的增加現象和人民幣結算中單邊“流出”的特征中，我們也隱隱地感覺到類似當年日元升值所導致的泡沫和危機風險。總之，無論是哪一條擺脫“美元疲軟”的道路，在短期內都不是一個輕而易舉可以實現的目標。
既然世界上不少國家，尤其是大多數商品出口、原油出口、資源出口的亞洲、拉美各國和俄羅斯等，都是美國的債權國，所以，建立一個與美國在岸市場競爭的投資舞臺就顯得異常重要了。具體而言，對中國來說，筆者以為，應該先利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平臺，主動開展“亞洲美元離岸市場業務”，以繞開人民幣匯率和利率沒有市場化的瓶頸，以及我們暫時缺乏大量勝任國際金融業務的人才和相應的風險管理制度的缺陷，把美元債權的價值最大限度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為人民幣國際化推進贏得寶貴的時間和空間。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把改革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國聲音”，通過上面這一切實可行的漸進模式，并通過各種渠道對外宣傳，以達到聯合與中國有共同利益的更多力量，來捍衛作為美國債權國應有的利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