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12日晨，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中國方面應對此做出戰略性回應，而不能僅僅局限于反感態度的表明。
首先應該看到，美國政界這次拿匯率牌說事，完全是在轉嫁壓力。今天美國經濟動蕩不安，深層次矛盾在于美國經濟內部的慢性病：不斷惡化的“貧富差距”，終于在這場金融危機爆發后浮出了水面。21世紀初，美國政府為了撫平這一沖突，慫恿華爾街對窮人采取過于寬松的借貸條件，催生出本世紀由發達國家引發的最大金融泡沫。盡管今天民主黨想通過醫改和社會福利體系改革，以及金融監管措施的推進，來努力扭轉這一局面，可是缺乏市場資源和干預經濟的經驗以及社會影響力的這一屆美國政府，不得不被逼到需不惜代價尋找“替死鬼”的尷尬地步。
第二，美國參議院的“制裁共識”，雖缺乏經濟學邏輯和經驗支持，但順應了今天需要工作、需要平等創造財富機會的美國中低收入階層的訴求。美方簡單地把中美貿易失衡的規模換算成美國潛在的生產能力，從而推算出帶來就業增長的比例；不顧中美之間發展階段的不同、產業結構的差異和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等客觀因素對貿易失衡所產生的至關重要的影響，卻強行要求中國僅僅用匯率手段來調整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負起所謂“大國責任”，以此換來美國就業率的增長。這一自私的邏輯無論從歷史經驗，還是從經濟學的規律而言，都站不住腳。
1985年日本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美國當年所期待的日美貿易失衡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因日本貿易條件改善、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等因素的綜合作用而大幅增加。回過頭來看美國當年經濟上“損人又害己”的行為，唯一能從“合理”的政治視角來解釋的，是美國確實擠走了自己的競爭對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要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日本病”的泥潭！
奧巴馬如今放任美國全國大游行，試圖逼共和黨在對華匯率制裁議題上投反對票，以此來激化共和黨和美國社會的利益沖突，從而為民主黨繼續保持政權奠定基礎。這就要看共和黨如何應對政治挑戰了。如果共和黨也拿不出讓民眾信任的改革方案，而不得不和民主黨同流合污，逼迫人民幣升值，中國就確實需對這一“兩敗俱傷”的結果做好充分的事前準備。
首先，我們自己要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形成共識，那種簡單依靠接受美國人民幣升值訴求來修復中美關系，從而倒逼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觀點，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十分有害的。事實上，今天我們在實體經濟領域出現“錢荒”，在虛擬經濟領域出現“錢流”的環境中，人民幣大幅升值，非但不能扭轉已經出現的“日本病”苗頭，反而會加速中國經濟陷入“日本病”泥潭的速度。
第二，中國今天要重視美國經濟的復蘇狀況對世界經濟至關重要的影響。如果美國經濟還是這樣一團糟地發展下去，那么，美國會動用自己的美元霸權地位，向市場投放更多流動性，這些資金會大量涌進人民幣外匯市場，造成大量的外匯占款，從而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給美國找到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借口。所以，今天中國一定要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G20的多邊合作框架，建立救助美國經濟和歐洲經濟的辛迪加集團，去購買美國的產品和享受美國的服務，而不是像現在一味去增持美國國債，造成美元的泡沫，增加中國美元資產的市場風險。
第三，人民幣匯率改革，應至少是在中國結構調整初步到位的情況下作出的選擇。其好處不言而喻：在沒有陷入“日本病”泥潭的安全環境中，我們能有效釋放貨幣政策的自主空間，大大減少外匯占款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但是，為了這個安全的環境，不顧中國人消費能力受到發展階段的約束，以為人民幣升值能刺激消費，結果，就像這兩年中國漲工資的效果一樣，非但沒有取得增加消費的明顯效果，反而形成了資產泡沫。因為大多數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者行為一定是將自己收入的增長用在以儲蓄和金融投資導向的支出上，而不是消費導向的支出上。
中國如今要做的事，是盡快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場，讓它吸收金融領域過于集中的流動性，配置到能夠給全民帶來財富的實體經濟中，從而盡快完成市場培育所需要的大眾原始財富積累，使得隨后而來的人民幣匯率的全面市場化，能進一步改善中國經濟運作的效率并保證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