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重回“5時代”，不僅會對市場產生積極作用與正面影響，而且增強了政策的靈活性，提高了調控的可塑性。特別在全球“二次寬松”閘門已經開啟的情況下，可以更加靈活、積極、主動地運用好政策工具，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矛盾和問題。
毫無疑問，CPI重回“5時代”，為下一步政策的調整和優化提供了較好的基礎。但在政策調整過程中，仍須謹慎，瞻前顧后，高屋建瓴，切忌盲目、沖動。
今年以來，中央政府始終把控物價、防通脹作為經濟工作首要目標，所有政策措施，也都緊緊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甚至為了控制物價、避免惡性通貨膨脹，在制定政策和落實措施過程中，不惜以犧牲經濟利益為代價，將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也許有人會問，以犧牲經濟增長速度換取價格穩定和回落是否值得。筆者認為，不僅值得，而且必要。如果價格水平一直如今年上半年那樣維持在很高的平臺上，且不斷呈上升趨勢，即便經濟仍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也很難保持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更難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特別在全球流動性嚴重過剩、輸入型通脹壓力很大的情況下，經濟還會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
很顯然，10月CPI出現較大幅度回落，不僅會對市場產生積極作用與正面影響，而且增強了政策的靈活性，提高了調控的可塑性。特別在全球“二次寬松”閘門已經開啟的情況下，可以更加靈活、積極、主動地運用好政策工具，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矛盾和問題。
但這絕不意味著可以放松對物價的管控，哪怕稍稍放松。應該看到，一方面，價格下降的基礎還不很牢固。10月CPI出現較大回落的主要原因是，食品價格普遍回落，特別是蔬菜和肉禽類價格回落比較明顯，且從供應的實際情況看，蔬菜價格有可能繼續呈現下降趨勢。但與此同時，非食品價格由于受白酒提價等因素的刺激，不降反升，環比上漲了0.2%，這是需要引起足夠注意的。不能不看到，受泰國水災、年底可能出現的惡劣天氣、市場供求關系等方面因素的影響，蔬菜、大米等的價格還有可能反轉。特別近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的蔬菜滯銷、價格大跌現象，極有可能影響農民的種植積極性，年底出現蔬菜供應緊張、價格上漲的可能性不容小視。另一方面，為了激活經濟增長，化解債務危機，“二次寬松”下的全球流動性過剩矛盾或將更加尖銳，尤其大宗商品價格可能的上漲，會使輸入型通脹更加突出。更重要的是，一旦全球流動性過剩的矛盾尖銳化，國際熱錢對中國市場的沖擊勢必將更大，對價格的控制也就更困難。
所以，在“適度適時、預調微調”方針下，現在需要的是對政策進行適當的優化和調整。具體而言，需要把握好這樣幾個方面的關系。
首先，繼續處理好保增長與防通脹的關系。在繼續抓好價格調控、防止價格反彈的情況下，針對目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特別是PMI再次回落的問題，適度放松信貸政策，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以降低企業的負擔。前提是，“騰”出的資金必須用于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而不是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開發企業和非生產性投資。只有實體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經濟增長才有效率，抵御通脹的能力才會增強。而政策的調整，則要能夠有利于建立兩者之間的平衡與穩定。
其次，處理好調結構與穩速度的關系。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抵御通脹、應對危機的根本途徑。但是，現在需要的速度不能是粗放和無效率的，而必須是有效率、有質量的。為此，尚需加大經濟結構、產品結構、投資結構的效率。特別是投資結構，必須以生產性投資為主，以新興產業、傳統產業升級、技術改造、產品更新換代為主，生產性投資必須達到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60%以上。只有這樣，經濟發展速度才能體現出效率和優勢。政策的調整，一定要能夠有利于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合理與協調。
其三，處理好財政增收與結構性減稅的關系。經濟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政府對企業的支持，主要體現在政策上，而不是資金上，更不是口號上。近日，溫家寶總理在多種場合表示，要加強結構性減稅。而結構性減稅能否落到實處，關鍵要看能否控制好財政收入的過快增長，控制好財政的大幅超收問題。所以，處理好財政增收與結構性減稅的關系，也是當前必須認真做好并做出成效的一項工作。政策的調整，要有利于財政進入規范、有序、科學、健康的軌道，而不是繼續無約束地增長和超收。
其四，處理好出口與內需的關系。種種跡象表明，由于歐、美債務危機的影響，不僅外需疲軟程度超過預期，而且要維持相當一段時間。在這樣的情況下，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就得靠擴大內需、增強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而要做到這一點，唯有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一方面，通過加大減稅力度提高企業的分配能力、市場的消費能力；另一方面，通過繼續加大對房地產的調控力度，降低房價，擴大住房的消費水平。同時，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消費者的后顧之憂。政策的制定，必須充分考慮內需的要求，盡力滿足擴大內需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