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至今還在困擾金融市場。人們可能會問，這個問題為何找不到一個解決辦法呢？評級機構下調評級會造成多少影響，它增加多少不確定性？同時，中國政府也準備加大支持歐洲走出主權債務危機困境的力度。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會走向哪里？能否找到一個更好化解這種危機之辦法？進入這個市場投資所面臨的風險有多大？這些都是投資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我一向強調，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問題，在歐元出生時就埋下伏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為歐元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所導致的，即歐元貨幣信用統一性及這種信用貨幣擔保不統一性所造成的。在這種貨幣體系下，一定會讓經濟條件差或弱的國家過度使用歐元這個統一的信用，從而讓整個歐元體系信用弱化。而這些經濟條件差或弱的國家，其過度使用信用貨幣的結果就是讓這些國家主權債風險上升。因為，這些經濟弱的國家都以為過度使用歐元可以把其成本讓整個歐洲來承擔，而收益則歸自己。
歐元出現的同時，歐洲央行未樹立整個歐元貨幣體系最后貸款人角色。即沒有一個好的有權力機構最后決策機制，即當這些國家的主權債務風險上升時，或這些風險高的國家出現問題時，歐洲央行最后有權力發行貨幣來化解這種主權債務風險。再加上在歐盟國家的民主體制下，不僅歐洲央行不能果斷決策，而且即使有好的方案，還得各國通過民主程序來通過。這樣，不僅會耽誤了解決這種危機的時機，而且在民主選舉機制下，多數政治人物不僅具有迎合選民的動機，而且其中不少決策更多地是滿足大眾的短期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小小的希臘主權債務危機都無法達到一個好的解決辦法。
1997年韓國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其國家主權債務風險、當時國家所處經濟危機的風險等都不低于當前歐洲，但是韓國在政府及全體人民齊心協力下，經過幾年的努力很快就走出這個危機。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卻越鬧越大。
我們還應該看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是歐盟內部經濟不協調的危機。這是多種因素造成的。要化解這種危機，要讓德國、法國等經濟條件好的國家作出利益讓步。這種利益關系不調整，危機走出困境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當前國際市場對歐洲主權債務解決沒有信心的關鍵所在。
因此，對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首先是歐盟各國通過政治協商找到一個好的辦法，然后才是其他各國伸出援手。這樣，歐洲各國就得先調整利益關系，調整其經濟政策及當前不合理的金融政策架構，特別是如何改變過度的經濟福利政策，讓民眾與政府一起努力來走出困境。這是當前走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困境的首要方面。其次才是國際社會一起聯合起來重建歐元主權債務之信用。在這種情況下，歐盟根本不要在乎一些國際機構對其主權債務的評級。因為，這些評級僅是技術指標，對市場的影響只能是暫時的，這些評級根本上就沒有把握危機的實質。
中國是否幫助歐洲，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作為投資者層面。這主要是指中國投資公司這樣國內企業如何進入歐洲市場。中國投資公司有專門研究及精通國際投資市場的專家，我相信他們能夠作出比較好的判斷。因為，作為一個好的投資者，風險與收益永遠是成正比的。如果當前歐洲主權債務可能風險很高，同樣它也可以是一個高收益的產品。這就在于這些投資機構判斷。購買不購買歐洲主權債券完全是企業的事情。特別是，當前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較小，如果中國企業能夠在歐洲的一些新型產業或中國技術、資源等落后的產業進行投資，這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機會，也有利于歐洲各國走出當前的債務危機。所以，中國企業進入當前歐洲市場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機會。但是，這既是互利互惠的事情，也得看中國的企業準備好了沒有，有沒有面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巨大風險的承受力。
另一個層面就是在經濟全球化及金融全球化的今天，自掃門前雪顯然不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從道義上幫助歐洲各國走出主權債務危機也是應該的。同樣，當中國經濟面臨困難時，國際對中國的支援不少。只不過，我國要量力而行，想想我們對幫助歐洲走出主權債務危機能夠做什么及該什么。現在市場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有多強大，中國外匯儲備有如何充足等，因此，中國在幫助歐洲走出主權債務危機時，正好是一個與之討價還價機會。或者說，中國能否幫助歐洲，幫助多少完全是在于歐洲方面的對價，即他們能夠給中國什么條件。我想這樣做是不對的。因為，當歐洲出現主權債務危機的時候，如果我們是出自于道義上幫助，就是應該自愿及不圖回報的。而幫助歐洲走出主權債務危機圖回報，只是前面企業投資層面上的事情了。在這個時候，中國應該從道義上幫助歐洲，并與歐洲各國一起走當前主權債務危機的困境。
同時，我們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要有清醒認識，這個時候進入歐洲要面臨的也是風高浪急。因此，當前進入歐洲市場或對歐盟的幫助，對中國政府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我們要把握好機會，也得面對巨大風險的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