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援引銀行業知情人士和分析師的話稱，中國政府已指示國內銀行對地方政府的貸款進行大規模滾轉，一名曾聽取相關計劃介紹的人士稱：“在某些情況下，到期日將被延后多達四年”。
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畸形，不規范，既不能保證債權人的利益，財政兜底的結果，最終必然是綁架納稅人，由納稅人為畸形的債務埋單。
政府債務必須考慮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債權人的利益。政府在借債的時候就應該對將來償還債務作出安排，要有債信。這一點，我們的政府債務可以說是乏善可陳的。有關報道指出：“很多平臺公司是在2009年之后新設立的，甚至部分平臺公司借款時就沒有想過何時還款的問題。”隨著還款期限的日益臨近，一些平臺還貸資金毫無著落。這無疑使債權人利益處于風險之中。
政府債務需要考慮的第二個要點是，借款必須為納稅人負責。舉債無非是透支將來的收入，拿未來的錢辦今天的事。借來的錢當然是要償還的，那么，將來由誰來償還這些錢？自然是納稅人，或者是今天納稅人的子孫后代。這種情況下，借錢就不僅僅是政府的事，舉債必須由納稅人同意，而且應該由納稅人或者納稅人委托專業機構對于舉債進行效益評估。如果借債帶來的效益不明顯，與不舉債相比，沒有優勢，那就沒有必要借債；如果借債導致嚴重的代際不公，使子孫后代背上沉重的包袱，那么，也應該謹慎舉債；而在已經借債的情況下，借貸資金如何使用，債務如何管理，納稅人也應該能夠進行監督，甚至能夠參與管理。地方政府千萬不要認為，政府借錢與納稅人無關，可以隨意借，隨意花，可以不受監督。
從以上兩個角度觀察，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都存在很大的缺憾。
地方政府舉債在中國的歷史并不長。清末民初，地方政府學習西方，將舉債作為政府克服財政困難的一種選項。那時的債務管理盡管還在探索階段，但仍有值得借鑒的地方。當年直隸總督袁世凱首發地方債，以直隸銀元局余利以及鹽利等作擔保。國外公債本無擔保一說，袁世凱的公債擔保受到梁啟超的嘲笑，但在當時的中國，政府借債設擔保卻是慣例。這種不符合國際慣例的公債擔保做法，事出有因。當時政府債信不彰，為取信于民，盡快借到必要的款項，政府不得不放下身段，安排擔保，以堅債信。與今天相比，這種做法至少維護了債權人的利益，比一些地方只知借錢，卻全然沒有想過如何償還更為合理。
民國時期地方公債基金的管理，也有可圈可點之處。浙江省在發行公路公債時，特設保管委員會保管，由省城銀錢兩業推出代表8人組成，凡基金提用時
，非有委員5人以上蓋章不得支用。上海1934年的市政公債，不僅委托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代為保管基金，而且還由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工務局局長、教育局局長、國債基金保管委員、承銷人代表、市臨時參議員、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代表組成監督委員會，監督公債的用途。由多方參與管理基金，對于維護債權人和納稅人利益，是大有幫助的。
按照中國目前的法律，地方政府預算不能列赤字，地方政府不能借錢，不能發行公債。但是，事實上近些年地方政府已經規避了預算法的禁止性規定，大肆舉債。現在地方政府十多萬億元的債務，就是規避法律的結果。地方政府既然繞開了法律，也沒有將借債情況向地方人大報告，那么，從理論上來說，納稅人可以拒絕為其埋單。話雖如此，但這些債務由中央財政兜底，如果償還無望，政府不得不通過發行鈔票或以財政資金償還。加印鈔票會引起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每個消費者都難逃其殃，而財政償還則無疑是納稅人埋單。即使政府并未針對還債征收特別稅收，但是將財政收入用于還債也會使本該用于其他方面（如民生方面）的財政資金受到擠壓，影響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克服地方債務風險，其實只有兩個選項。要么是按照預算法，禁止地方政府舉債，追究違法舉債的官員的責任，不管是公開發行債券還是通過平臺公司；要么就是賦予地方政府舉債權，但是這種權力要受到地方人大、債權人和納稅人的嚴格約束和監督，要公開透明。像目前這種既不合法，又無監督的地方債模式，風險巨大，效益低下，不應該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