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我國商業銀行面臨的外部環境已悄然發生巨大變化。一方面，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使得商業銀行必須以更為審慎科學的態度來審視交易對手；另一方面，國家隱性擔保作為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免費資本金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商業銀行必須轉型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實體，需更加注意風險的防范。
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眾多金融機構破產倒閉，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資產、業務和收益過于集中，集中度風險過大，導致在極端情形下，出現毀滅性的損失。因此，深入研究集中度風險并妥善加以防范，對中國商業銀行十分必要。
商業銀行所面臨的風險可分為常規風險和極端風險。常規風險是通過歷史數據，對某些企業、行業、區域的盈利能力、信用水平和經濟發展狀況進行評價和預測，并計算銀行貸款的預期損失。極端風險是指某些企業、行業、區域由于經濟周期、泡沫破滅、產能過剩、科技替代或者一些突發的事件等導致盈利能力和還款意愿出現極端變化，從而給銀行帶來的巨額損失。
從規避常規風險的角度來說，商業銀行肯定會盡可能地將信貸資源投放到歷史信用等級高的大企業、預期利潤率高的行業以及經濟發達的區域，這樣可以降低商業銀行所面臨的常規風險。
但如果信貸過于集中，那么商業銀行所面臨極端風險將會增大，而要降低極端風險，更多地需要降低資產的集中度，即不能將雞蛋放在少數幾個籃子里。一直以來，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都著重于防范常規風險，對于極端風險則沒有很好地重視。事實上，看不見的風險往往是最大的風險，而商業銀行信貸集中度風險是極端風險的主要促發因素。
商業銀行信貸集中度風險是指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過于集中，對于單一風險因子的風險敞口過大造成的風險。信貸集中度風險可以劃分為直接集中度風險和間接集中度風險。
直接集中度風險是指信貸資產在單個客戶、行業、區域和期限上過于集中；而間接集中更加難以辨認和識別，表面上信貸資產可能在單個客戶、行業、區域和期限上的比重并不是特別大，但是由于不同客戶、行業和區域受到共同的風險因子的影響，因此最終還是導致商業銀行信貸資產對于單一風險因子的風險敞口過大。例如，銀行給相互獨立的批發商發放貸款，而實際上這些批發商都依賴于某個制造商，貸款客戶表面是分散的，而事實上卻是集中的。
商業銀行信貸集中度風險具有累積性、系統性、瞬時性和毀滅性的特征。累積性是指商業銀行信貸集中度風險的形成有一個過程，它是隨著信貸資產向某些客戶、行業、區域逐漸集中而逐漸加大；系統性是由于集中度過大，有可能使得商業銀行面臨某一行業和區域的系統性風險；瞬時性是指由于前期的風險被人們忽視，當風險真正出現時，往往以極快的速度迅速蔓延，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迅速枯竭；毀滅性是指，一旦集中度風險爆發，往往意味著巨大的損失，甚至遠超商業銀行自身的資本金，直接導致商業銀行的破產倒閉。
商業銀行信貸集中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商業銀行是金融體系中最為重要的金融中介之一，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實現資金流和信息流的高效整合。
從成本的角度來看，信息的收集存在著成本，為了降低信息收集與甄別的成本，商業銀行一般會傾向于將信貸資源投向于自己比較熟悉和容易駕馭的領域，也會習慣于將信貸資源投向經營歷史和信用信息更為完備的企業，而這些企業往往是經過長期發展的大型企業集團。一些中小企業或者新興產業由于缺乏完備的歷史信息，商業銀行在這些領域的信息收集成本較高，使得它們缺乏在這些領域收集信息的動力。
同時我們也能觀察到商業銀行在信貸資源的投向上顯示出同質化的現象，即商業銀行的“羊群效應”。其原因是商業銀行基于降低信息收集成本的考慮，也可能成為信息的“免費乘車者”，即對于某些商業銀行進入的行業和營銷的客戶，其他銀行會將其作為行業和企業價值判斷的重要依據。
從收益的角度來看，信貸資源容易向利潤高的行業和客戶集中。商業銀行受“二八法則”（即20%的客戶創造了商業銀行80%的利潤）的影響，資產集中度容易提高，而且資產集中會形成規模經濟，帶來更高的收益和更低的成本。
而在信貸資產證券化尚沒有得到很好開展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源更加緊缺，也更可能集中于優質行業和客戶。同時，商業銀行存在著爭奪存款資源的潛在壓力，對大型企業存款資源的爭奪，使得商業銀行的貸款也被動地向這些企業傾斜，從而出現貸款集中的狀況。
從控制信用風險的角度來說，商業銀行的信貸大部分是集中于較為成熟的產業和成熟期的企業，商業銀行的這種特性本身就有可能導致商業銀行出現“貸大、貸長、貸集中”的問題。目前來看，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普遍還比較低，缺乏針對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進行風險管理的能力，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增長遠遠不能滿足現實需求。
我國的中小企業由于缺乏信用約束，違約成本較低，在企業出現經營困境時，一些中小企業經營者可能會通過企業破產清算來逃避部分債務資金甚至隱匿轉移部分資產，這使得商業銀行更傾向于將信貸資源向那些信用等級高、抗風險能力強的大企業集中。
在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集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政府過度參與到市場競爭中，政府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市場資源包括信貸資源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行政指令的干擾。一方面，各級政府需要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商業銀行也需要各級政府的政策配合。這使得商業銀行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兩者相互依存，這也決定了一些地方融資平臺容易獲得商業銀行的信貸支持，使得信貸資金過多地向地方融資平臺集中，而忽視潛在的風險。
商業銀行作為營利性的法人機構，排除某些政策性的因素，信貸集中可能是一種自發的市場行為，體現了商業銀行自覺地以市場規則來實現自身收益與風險的均衡。然而，我們知道，個體的理性并不意味著群體的理性，當所有的商業銀行的信貸資源都同質化地集中于某些企業、行業、區域時，就會產生新的風險，這樣的風險可能不僅僅是以個體金融機構的危機暴露出來，而往往會以系統性危機的形式爆發。
商業銀行信貸資源向發達地區、優勢行業和大型企業適度集中，能夠節約成本，實現規模效應，獲取更大利潤并降低所面臨的常規風險。但是，再好的市場和企業，也應該是有限度地涉入。商業銀行在審視自身信貸資產集中度問題時不能僅僅將視野局限在對單個區域、行業和客戶基本面的分析，應該時刻關注極端風險可能帶來的損失，從降低極端風險的角度來降低信貸資產的集中度。防范商業銀行集中度風險主要應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確定適合商業銀行自身發展的經營戰略。不同的商業銀行有著不同的市場定位和獨特的風險偏好，它根植于商業銀行自身的企業文化，是由商業銀行的發展歷史和行業地位決定的。
商業銀行必須確定適合自身發展的經營戰略，對于中小商業銀行而言，由于規模擴張的需要，它們在經營戰略上更加激進；而對于大型商業銀行特別是系統重要性的商業銀行來說，其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不但面臨著更加嚴格的監管要求，對于集中度風險的控制也要更加嚴格。
第二，建立完善的風險監控體系。商業銀行需要在集團層面來控制集中度風險，要將不同資產、業務、各子公司所面臨的不同類型的風險進行度量和綜合考慮，并且將數量龐大的表外業務納入到風險監管的范圍之內，特別要加強對間接集中度風險指標的監控，控制集團在單個風險因子上的風險敞口。
第三，優化商業銀行的盈利結構。長久以來我國商業銀行過于依賴利差收入，缺乏優化盈利結構的動力。未來隨著金融服務領域向民間資本逐漸放開，以及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商業銀行所面臨的政策紅利將會逐漸消失，與此同時，所面臨的利率風險將會增大。因此商業銀行需要不斷地提高非利息收入在其營業收入中的比重，大力發展中間業務。
第四，信貸配置要綜合考慮風險和收益。RAROC是綜合考慮風險和收益的指標，我們可以對RAROC進行調整，設計一個RAROC調整系數，某信貸資產占總信貸資產比重越大，該系數越小，調整后的RAROC也就越小，反之則越大。如果某資產調整后的RAROC高于其他資產，那么銀行應該增加該信貸資產在總信貸資產中的比重，反之則應該減少該資產在總信貸資產中的比重，最終資產組合的均衡狀態是在經濟資本總額約束下實現EVA的最大化。
第五，大力發展銀團貸款。對于數額龐大、期限較長的項目貸款以及一些不確定性較大的新興產業貸款，單個銀行往往不能獨立承擔，商業銀行應根據自身的資本規模和經營戰略，制定一定的貸款限額，超過限額的貸款必須通過銀團貸款來實現。銀團貸款的牽頭行要切實承擔貸前盡職調查的責任，設計合理的期限、利率、費用等產品結構，同時要加強貸后管理和對貸款使用情況的監督。
第六，拓展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貸款。現實中可以發現，市場的長尾特征越來越明顯，商業銀行僅僅服務好重點區域、行業和企業是遠遠不夠的，新的利潤增長點和風險分散點往往在于市場的長尾部分。中小企業具有廣闊的潛在市場空間和發展機遇，更有利于商業銀行尋求差異化的競爭定位，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商業銀行可以積極嘗試小額貸款公司試點、中小企業貸款擔保體系、知識產權質押融資、中小企業信用保險保單融資等金融創新業務。
第七，積極發展個人貸款特別是個人非住房消費貸款和個人經營貸款。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將由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轉變，商業銀行應該把握住這樣的發展機遇，推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個人消費信貸產品，在抵押標的、貸款額度、利率計算、還款方式、還款期限上做出相應的創新。同時，商業銀行也要積極推進個人經營貸款，結合個人信用和經營情況，得到最終的貸款評價結論。
總之，商業銀行集中度風險的防范需通過信貸結構調整來完成。而外部經營環境的不斷變化，也決定了商業銀行信貸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過程，它貫穿于商業銀行的運營管理戰略的核心。對經濟周期、產業周期和政策周期有一個清晰的預判，正確處理好信貸業務中“進與退”的關系，動態調整商業銀行的信貸結構，化解信貸資產的集中度風險，是我國商業銀行提高自身抗風險能力和實現長期盈利最大化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