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當今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存在著5個比較突出的觀點：城鄉差別論、地區差異論、行業壟斷論、尋租腐敗論、市場分化論。
直觀而言，誰也無法否認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存在貧富差異，但地域生活成本的差異問題往往被忽略了，真正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貧富差距擴大歸之于表面上的地緣因素？貧富差異總是體現為“貧富的群體差異”和“貧富的地緣差異”，造成這種差異的因素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行業壟斷論把目光從地緣和群體，投向了作為收入來源的具體職業的性質。中國的行業收入差距略大于世界發達國家，小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行業收入差距確實存在人力資本和勞動生產率差異的原因，但不能否認，在國有壟斷程度高的行業（如銀行），非公企業數量很少或沒有，行業壟斷加大收入差距的問題確實存在。尋租腐敗論則把矛頭指向了權錢交易、權力尋租和貪污腐敗現象（參見對吳敬璉“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主因是腐敗和壟斷”觀點的報道）。
一項被廣為引用的研究（王小魯：《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我國的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認為，隱性收入主要存在于企業家、個體經營者、專業技術人員、醫生、教師、文藝工作者及部分公職人員中。這些收入主要來自公共資金的流失、銀行貸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額外收費、行政許可中的尋租、土地收益流失、壟斷收益等。報告指出，如果算上隱性收入，2005年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各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就從統計顯示的9倍擴大到31倍，而2008年的數字是26倍；以全國居民最高與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衡量，其2005年人均收入差距應從統計顯示的23倍調整為55倍，2008年該數字為65倍。
市場分化論認為，市場經濟有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趨勢，“這就必然構成對資金、自然資源、知識和管理的永不休止的強烈需求，同時對普通勞動的需求就會萎縮”；腐敗和壟斷是中國收入差距拉大的次要原因，30多年來市場經濟的發展才是主要原因。例如，壟斷相對較少的美國也存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而腐敗相對較少的中國香港也存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參見許善達：《居民收入增長戰略目標未能實現的原因何在？》）。
市場分化論如果正確，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應大致接近，可事實是，再分配水平高的北歐國家要比其他發達國家平等得多。當市場分化論說“市場經濟具有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趨勢”時，它似乎假定，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偏向“政府服務型的市場經濟”而非“行政審批型的市場經濟”。盡管發達國家也存在尋租腐敗，但同是政府管制，偏向服務和偏向審批卻有天壤之別。偏向政府服務，鼓勵的是獲得市場利潤的能力；而偏向政府審批，鼓勵的則是獲得行政租金的能力。目前，中國的腐敗和灰色收入正是“行政審批型的市場經濟”的結果。在“尋租能力”得到制度激勵的市場中談“市場經濟具有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趨勢”，顯然等于誤判了中國經濟的現實本質。
不過，否定市場分化論并不意味著可以簡單接受壟斷腐敗論。成熟市場包含著“機會向才能開放”的規范，個人的努力、能力、能力類型、出身、機遇起更大作用。市場經濟確實因此具有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趨勢，但是，市場分化同地緣差別一樣，是貧富差距的“社會的自然趨勢”，不是“社會的制度趨勢”。關注貧富差距是為尋求社會平等的制度政策，社會平等的制度政策不僅要矯正“社會的自然趨勢”造成的貧富差距，更要矯正“社會的制度趨勢”造成的貧富差距，而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恰恰就集中在“社會的制度趨勢”造成的貧富差距上。世界本來當然就不是平的，但有些制度可以平整世界，而另一些制度則加劇或制造了新的不平。
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體現為城鄉差別、地區差異、行業壟斷、尋租腐敗、市場分化5個方面，體現在這些方面的貧富差距只是“制度扭曲”在不同方向上的結果，“制度扭曲”才是中國目前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這一方面是缺乏對“自然造成的貧富差距”進行制度矯正，另一方面是以特定的“制度趨勢制造了新的貧富差距”。
地緣差別的制度扭曲，包括戶籍制度、醫教制度、社保制度、征地制度、傾斜發展政策等，這些制度政策妨礙了均等發展的“趨同效應”，加大了富者更富的“馬太效應”。行業壟斷在銀行業表現得最為明顯，例如，五大國有銀行2011年的凈利潤達6808億元，相當于日賺超過18億元，成為中國上市公司最賺錢的行業；而銀行業中間業務僅占銀行總收入約20%，壟斷性質的存貸業務完全成為利潤主導。
至于尋租腐敗，首先是因政府擁有太多審批控制權，如生產許可、貿易許可、投資許可、用地審批、貸款審批、稅收優惠、利率優惠、特殊商品價格控制等，特權與市場之間的差價成了尋租腐敗的目標，企業家和潛在企業家的經營致富能力被引向了“尋租致富的能力”，以至于中國經濟走上了“靠關系”而不是“靠創新”的發展路徑。
市場分化問題本來是可以通過累進稅制和福利制度得到控制的。但是，由于特權利益和過度的發展饑渴，“發展的硬道理”壓倒了分配，當代中國實際上實施的是一套“累退稅制”和“負福利制”。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是最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的稅制，但目前中國的流轉稅（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比例遠大于所得稅。流轉稅有利于保障稅收隨經濟而增長，卻存在重復征稅、易于轉嫁（特別是增值稅和消費稅）等問題，具有明顯的累退性質。
“負福利”表現為社會福利隨著身份和特權而提高的特征，這種司空見慣的現象，因中國人“區別對待的觀念”而被忍受和接受。所以，現實中，內外有別的差序格局與嫉賢妒能的平均主義相映成趣，“按權分配”與“按鬧分配”成了社會福利的常態，真正的公平觀卻非常稀有。另外，最近十多年，如果考慮隱形收入和被排除在勞動者收入外的個體工商戶收入部分，政府收入比例占國民收入上升的現象其實不似一般想象的那么嚴重（特別要考慮GDP減項的進口稅收增加、預算外資金的口徑調整和采用不變價格計算的財政增長）。
真正的問題是：貧富狀況要考慮收入流量和存量，也要考慮收入之外的福利支出。如果政府的福利支出不是偏向于身份和特權，如果高收入者受到所得稅、房產稅、資本利得稅和遺贈稅的更合理調節，那么，政府收入比例的大小并不是什么問題。
縮小貧富差距的出路在于如何矯正造成貧富差距的扭曲制度。而改革的難點必然來自利益剛性。在改革主體與被改主體很大程度上出現重疊的情況下，縮小貧富差距道路必然是不平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