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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憲容

　　在穩增長的經濟刺激政策拉動下，國內各地方正在掀起新一輪的投資熱潮。比如，寧波、南京、長沙、貴州等地區先后公布一系列的長期發展規劃。這些投資規劃被媒體稱為地方版的“四萬億”。
　　現在市場所擔心的是，地方版“四萬億”投資熱潮如果成了2008年中央政府的“四萬億”翻版，那會給未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多少后遺癥？如果不是，那地方版“四萬億”的內在含義又是什么？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又意味著什么？還有，地方政府通過什么方式來融資？是證券市場還是銀行？或還有其他更多的渠道？其投資效益會如何？如此巨大的投資什么時候才可收回？地方融資平臺原有的麻煩已夠大，到底還有多大的承受力？
　　要想厘清這些問題，先來思考兩個問題。其一，今年上半年國內GDP增長7.8%，但83%以上的省市增長在9.5%以上，一半以上的省市增長在11%以上。只有廣東等四個省市低于8%。這說明當前中國經濟存在嚴重的增長及發展不平衡。由于廣東等四省市的GDP總量占全國的四分之一，這幾個省市經濟下行，把全國的GDP增長拉下來了，其實絕大多數省市經濟增長仍然處快速增長的軌道上。
　　其二，如果讓那些增長速度較慢的省市也能快速增長，或達到當前發達省份的經濟增長水平，那么中國經濟增長不是有無限大的增長潛力嗎？比如，2010年GDP在9200億及以下的11個省市，其GDP總量4.8萬億，與廣東省差不多（4.6萬億）。但這些省市的人口、自然條件、土地面積等資源要大于廣東10倍以上。如果這些省市的經濟水平也達到廣東的水平，那么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存在問題嗎？內需又會有多大？
　　經濟落后的省市經濟發展之所以緩慢，最大的問題是這些地方的基礎條件落后。無論公路、鐵路及城市基礎設施都是如此。今年初，我曾到過貴州正安縣及桐梓縣，最近到過江蘇建湖市，三個地方的人口都是在80萬左右，但財政收入則有天壤之別。正安每年財政收入1.4億，桐梓財政收入在4億元左右，而建湖則達到40億。貴州這兩個相鄰的縣，差距如此之大，就在于桐梓是交通樞紐，而正安縣是山區，沒有通高速公路，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無法形成。而建湖則是全國重要的石油機械等產品基地。如果貴州兩個縣也達到建湖的水平，那中國經濟增長有多大潛力！
　　從上述分析可知，要挖掘中國經濟的無限增長潛力，最為重要的是把那些自然條件好，適宜居住而經濟落后地方的經濟發展起來。比如貴州、江西、湖南等南方地區及東北地區。當然對于那些不適合人居的地方，自然條件惡劣，政府投資再大，要想改變當地的環境也非易事，即使改變了一些，其能達到的經濟效果也十分有限。
　　也就是說，如果有條件，政府如何加大對那些經濟落后，但又適合人居住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思路并沒有錯，只是有個短期效益與長期增長的問題。如果中央政府加大對中部地區、西南地區及東北地區各種基礎設施的巨大投資，那就可為未來中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可以說，這將是中國擴大內需一個重要發展方向。這樣一種思路不可小視。
　　既然如此，我們對于當前社會各方爭論十分激烈的地方版“四萬億”投資，就不能簡單、輕率地否定或肯定，而是要針對各省市不同的情況作不同的分析。我們既要看到地方政府為了業績而盲目擴大投資的沖動，看到這種投資熱潮可能帶來的巨大的金融風險及銀行風險，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重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將是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新起點。特別是對于那些自然條件比較好，適宜人類居住但經濟落后的地區，比如貴州、江西，中央政府要改變以往統一的由不同財政部門分擔投資的方式，而應毅然加大對這些地方的中央財政直接的轉移支付。如果能夠有意識或通過直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幫助這些地方加緊基礎建設，那么這些地方的經濟就可能迎來一個快速發展期。
　　當然，對于地方版“四萬億”的投資熱潮，我們不能不格外注意的是，如何提高投資規劃的科學性，把重點放在投資的長期效應上；注重加強對這些投資建設的科學管理與監督，盡量減少地方官員尋租設租的機會；還應充分考慮到這種投資熱潮可能面臨的金融風險，特別是不少地方政府為了加大當地的信用擴張，在進入正規渠道困難的情況下可能進入非正規渠道，比如高利率的信托資金之類。這不僅會加大當地政府融資成本，也可能就此埋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