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正面臨著持續下行的壓力，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7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1．8％，重回“1”時代，創下30個月來新低。與此同時，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2．9％，降幅較上月增加0．8％個百分點。在CPI持續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上半年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強調今年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繼續強調穩增長的實施。而國家統計局7月1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長7．6％，整個上半年GDP增長7．8％。
主持人：呂紅星
嘉賓：
鄧郁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所副所長
陳道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
李國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
一連串的數據顯示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下行階段，如何穩增長成了全社會共同關注的話題。在穩增長的過程中，貨幣政策、房地產市場、企業這三個方面在其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針對這些問題，中國經濟時報邀請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陳道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所副所長鄧郁松、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主任、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李國強三位國研中心專家共同探討。
貨幣政策在穩增長中的作用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的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應僅等同于政府投資政策，應重點改善企業經營環境。
中國經濟時報：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開會議，強調“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財政政策因此被寄予厚望，實際上從去年年底開始，央行3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6月開始又連續兩個月下調存貸款利率，做出了一系列緩和金融的動作。如果經濟形勢惡化，你們認為在不采用大規模刺激經濟舉措阻止6個季度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趨勢的情況下，財政政策能夠起到多大作用？
陳道富：我認為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的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應僅等同于政府投資政策，應重點改善企業經營環境。一是要允許財政自動穩定器發揮作用。當前財政收入下降，特別是稅收收入下降，一些剛性的民生性支出增加，是財政自動穩定器發揮作用的表現。為了保持稅收和財政收入的穩步增長，加大稅收征管力度，甚至提前收稅或者加大各種費用上漲力度，并不利于財政政策發揮作用。二是應進一步加大結構性減稅，在一定程度上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三是不僅要在規模上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關鍵是要將財政政策用好。日本積極財政政策失效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不重視財政支出的效率。應關注財政支出的長期效應，特別是對提高生產效率的作用，不能為了擴大支出而擴大支出，追求金額巨大的大項目。四是財政政策要與調結構等長期供給面改革結合起來。
中國經濟時報：今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7．6％，這是三年來經濟增速首次低于8％。為了刺激經濟增長，一些人提出讓人民幣適度貶值，你認為人民幣貶值會是一劑良方嗎？
陳道富：二季度經濟增長雖然低于8％，但我不認為通過貶值來刺激經濟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當前的匯率趨向于一個均衡的水平，現在的匯率波動和國內外經濟與金融形勢變化高度相關。目前，歐債危機起起落落，而美國經濟前景不明，我國經濟是各方廣泛關注的亮點之一。5月份，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資金快速外流和匯率大幅貶值，我國的匯率保持相對穩定。我國如果主動引導匯率貶值，可能會給國際資本留下做空中國的投機機會，加劇資金流出，引起不可控的更大幅度匯率貶值。人民幣漸進升值期間，市場參與主體積累起來的人民幣多頭，可能也不得不進行調整，給匯率調整施加了技術上的壓力。在我國當前貨幣投放機制下，老百姓的通脹預期仍然較強烈，資金外流和匯率貶值會引起貨幣緊縮，容易出現惡性循環，給我國脆弱的金融體系，特別是民間金融體系帶來額外的壓力。
從實體經濟角度看，在匯率貶值產生積極的促進出口效應之前，往往有一段先惡化的時期。當前全球的外部需求較弱且可能持續較長時期，我國在全球市場上的份額，除歐盟有所下降外，其他均保持相對穩定，部分地區甚至有所提高。在這個時期，若采取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競相貶值的政策，則收益有限。
在當前環境下，貶值的宏觀效應可能不是擴張性的，至少短期內是緊縮性的。當前，我國產業升級和轉型尚未完成，企業對未來預期并不明朗，經濟運行也處于降中趨穩的關鍵時期，貶值帶來的惡化階段可能給我國經濟帶來不利影響。
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完全可以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在上下波動中，保持實際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并推動建立和完善外匯風險管理市場，給予市場逐步調整外幣頭寸機會，逐步釋放匯率風險。
房地產在穩增長中的作用調整、完善房地產調控政策并不是放松或收緊的問題，政策調整的目的是要使市場運行更加健康，有利于建立房地產市場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逐步擺脫松緊調控的怪圈。
中國經濟時報：近日，有學者指出GDP破八是打壓房地產市場的必然結果。在經濟下行的刺激下，中央提出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你們認為這是否意味著房地產市場會在穩增長過程中繼續扮演重要角色？
鄧郁松：首先，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超過20％，房地產業也是典型的終端需求型產業，房地產市場的波動客觀上會對下游行業帶來較大的影響，房地產業的這種特點決定了房地產市場的波動給國民經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其次，任何一個行業的發展都有其規律性，今年以來我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明顯回落，雖然有房地產調控影響的因素，但也要認識到，從中長期角度觀察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目前我國房地產投資增速的回落有其客觀必然性。根據我們對人口、城市化率、住房需求改善潛力等指標測算，并參照國際經驗，目前房地產投資增速出現回落是客觀、正常的現象，這也是我國房地產投資增速開始進入正常回調周期的反映。即便沒有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影響，房地產投資增速也會出現回落。因此，期望房地產投資持續保持超高速增長是不現實的。認清房地產市場發展的一般規律，將有助于我們更好認識房地產業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經濟時報：在7月31日的政治局會議表述中，防止房價反彈相較于去年從“堅決”轉為“切實”，且對投機投資性需求從“抑制”轉為“堅決抑制”，結合一、二、三線城市的情況，你們認為房地產調控政策在執行層面有沒有進一步收緊的可能？
鄧郁松：目前，對房地產市場調控會收緊還是會放松的爭論較多，我認為將房地產調控政策簡單地歸結為放松或是收緊不利于建立房地產調控的長效機制。比如，有的人對房價問題更關注，認為政策收緊就會使房價回落，但北京等部分熱點城市的調控政策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為什么近期這些城市房價反彈壓力較大？也有的人對增長問題較為關注，認為放松調控政策才會穩增長。顯然，從不同的視角觀察，得出的結論會存在較大差異。我個人認為，討論房地產調控政策，首先要理清房地產調控的目的是什么，需要達到幾個目標？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現行的調控政策或提出的各種建議是否能很好地解決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把這些問題理清楚，把造成問題的原因找到，對癥下藥，才可能真正實現房地產市場持續穩定發展。
所以我認為松還是緊并不是問題的本質，調整、完善房地產調控政策并不是放松或收緊的問題，政策調整的目的是要使市場運行更加健康，有利于建立房地產市場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逐步擺脫松緊調控的怪圈。
中國經濟時報：正常的情況應該是以市場調節為主、行政干預為輔，應該如何看待當前的房地產市場調控？
鄧郁松：應該說目前進行的房地產調控主要依靠的是市場調節的手段，如稅收、利率等政策工具的使用，當然部分城市也使用了限購這樣行政化的手段。我認為，評價調控政策，不能簡單地看調控政策是否是市場化的，而更應關注調控政策的效果。如果簡單地根據市場化與否來評價，并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如在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美國也發生了嚴重的次貸危機。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行政調控不好，市場調控就好；或者市場調控不好，行政調控就好，關鍵是調控政策要對癥下藥。要知道調控想達到什么樣的目標，使用的政策工具是不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最有效手段。如果不是，就需要調整完善；如果是，就要堅持。
我個人認為應堅持目前調控政策的基本取向，同時也要考慮房地產市場需求的多樣性和差別性，在繼續堅決抑制投機性需求的同時，進一步完善改善型需求的政策，逐步形成有利于住房梯度消費的政策環境，使房地產市場真正成為以自住型需求（包括首次置業和改善型需求）為主的市場。
企業在穩增長中的作用要想加快企業結構調整、增強企業的活力和動力，創新應該是第一位的因素。
中國經濟時報：在7月31日的政治局會議表述中，促進產業升級、毫不放松抓好節能減排、大力支持小微企業和服務業發展的提法引人注目。具體來講，應該如何加快產業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與活力？
李國強：我認為要想加快企業結構調整、增強企業的活力和動力，創新應該是第一位的。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創新應該是一個常態的事情，創新會帶來企業的長期效益。現在像2008年那樣進行4萬億元大規模投資的做法已經不可取，但我們可以把錢投入到積極進行創新的企業中去，這樣既可以增加投資又可以為未來經濟持續增長打下較好的基礎。此外還應對企業進行結構性減稅，在減稅過程中更要照顧到小型、微型企業，在減稅的同時還要對它們通過財政補貼、貼息等方式加以大力扶植。國家已經出臺了針對小微企業的很多政策，重要的是要積極加以落實。
對于穩增長我們還要認識到，在經濟快速增長30年后，原有的經濟結構已經不適應新形勢下的要求，經濟結構調整成為必然。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階段也是必然的現象。意識到這一點，客觀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很重要。
中國經濟時報：CPI的持續回落，一方面為穩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更大空間；另一方面CPI持續下降會給企業帶來一定的影響，應如何平衡二者的關系？
李國強：關于如何平衡穩增長與防通脹的關系，過去我們經常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當通脹比較低時，會放松貨幣，我認為這只能說是一個解決措施但不一定是一個最好的政策工具。從總體上說，當前的貨幣供應量是充足的，差不多有85萬億元，所以放松貨幣政策沒有現實基礎。過去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靠“三駕馬車”即投資、出口和消費拉動，而現在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大規模投資也不現實、國內消費也比較低迷，在這種情況下對企業進行結構性減稅無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