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匯豐8月份PMI（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還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PMI，其終值都會讓人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擔心。PMI數據惡化反映中國經濟至今沒有找到新的增長動力。因此，不少市場分析人士推斷，當前可能是政府新政策出臺的節點。不過，在筆者看來，當下國內經濟政策變動的概率不會太高，新的政策出臺估計要到明年新一屆政府上任之后了。
這么判斷，是有歷史依據的。中國經濟增長的政治周期性已成了一種規律。由于對現實的經濟把握與定位、專業水平、個人閱歷及認知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使得不同的領導人處事的風格與關注經濟問題重點都會有很大差別，從而推出的經濟政策有很大靈活性。正因為這樣，在上一任與下一任的工作交接期，經濟政策的變化更多表現為以靜制動。這樣，上一屆政府就能為下一屆政府留下更為靈活的調整或改革的空間。
同時，在這個經濟政策穩定期，往往也是對以往經濟政策一個認真反思期。這種反思既要看到上一任成績，更要看到以往的經驗有哪些值得認真總結和思考的東西。比如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認識，當前整體的經濟增長下行意味著什么？這樣的追問，既含有一個與什么比較的問題，也隱含著早兩年的經濟增長態勢可否持續的問題。
對于前者，如果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長下行主要是與2009年至2011年這種以信貸快速擴張來拉動的“房地產化”為主導的經濟增長，那么當前的“去房地產化”導致經濟增長下行也是一種必然。而經濟的“去房地產化”自然會導致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及國內產業結構出現重大調整。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思考，那么當前的經濟增長下行并非有多大問題，短期的困難或為中長期的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奠定基礎。如果從橫向看或國際比較這樣的角度來思考與判斷，則毫無疑問中國經濟仍然處于潛在的快速增長期。很顯然，以“房地產化”為主導的經濟是不可持續的，這已成為決策層的基本共識，只不過對于“去房地產化”的方式上還有些分歧。但這種分歧很快就會讓人們從現實經濟生活中理出一條更適合中國的政策思路。
從未來經濟發展的大思路上來看，同樣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問題。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各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以求重塑經濟增長模式，但是，在當今的環境下，經濟政策根本就起不了作用。這就逼迫我們不得不再進一步反思，當前的經濟問題究竟是政策問題還是經濟本身的問題？如果是經濟本身的問題，或是長期的經濟問題，那么短期政策調整豈能有效？
比如說，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下行，既有國內“去房地產化”所導致的結果，也有外需快速萎縮的原因。也就是說，美國金融危機對出口為導向的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外需的快速萎縮成了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重要原因所在。今年上半年國內GDP增速下降到了7.8%，其主要原因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廣東、浙江、上海及北京四個省市經濟快速下行所致。當然，不否認也與房地產泡沫一定程度的擠出有關。而在外需短時期內（至少五至七年）難以恢復的情況下，我們無法通過短期政策的調整來刺激出口，增加外需。這自然要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擴大內需上。
擴大內需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最為關鍵的問題所在。美國3億多人口，年消費達11萬億美元，而中國13億人口，年消費4萬億美元。中國人均消費不足美國十五分之一。也就是說，假如中國內需增長到美國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那中國GDP總量就將上升至80萬億元以上，潛力巨大。還有，中國不僅居民消費能力低，而且存在嚴重的如城鄉之間、中小城市與大城市之間、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巨大的不平衡。因此，對于歐美疲弱的需求來說，中國潛在需求是巨大的，問題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激發出來。國內居民的潛在消費力并非是可用短期的經濟政策變化可激發出來的，只能通過重大制度改革來實現。比如土地制度、戶口制度、勞動收入分配制度、教育制度、政府職能重新調整等重大制度改革才能激發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基于對經濟政策的反思，當前政府在保持宏觀調整政策基調的同時側重點也在不斷變化。財政政策已經轉向為以依法收稅及不收過頭稅為基調，而不是加大刺激政策的力度；而貨幣政策調控工具則把重點放在密集地使用逆回購操作上，至少使用動用以往頻率甚高的下降準備金率及減息的工具會比以前更為慎重。這些變化跡象都表明，在政策調整的過渡期，確保經濟政策減少變化或經濟政策的基本穩定，應該不失為一種較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