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在13日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上終于推出了遲遲沒有拿出的QE3這一第三輪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曾經一度海內外學者普遍認為，美聯儲今后主要是通過扭曲操作的方式，來彌補零利率政策可能引發的流動性陷阱問題，但沒想到美聯儲還是最終推出了大家擔心的后遺癥較大的QE3政策！這進一步驗證了當前經濟局勢更趨復雜，市場信心嚴重不足的低迷狀況。
首先，繼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的引擎——美國首先陷入了周期下行困境，緊接著2010年歐洲經濟也伴隨著主權債務危機的深化，開始出現像德國這樣經濟基本面強勢的國家也遭遇到了和大多數歐洲國家同樣經濟衰退的局面。盡管新興市場國家政府主導的穩增長發展后勁，曾一度讓歐美國家再工業化戰略找到了突破危機的新市場，但最終我們還是看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今年也陸續放慢了經濟增長的步伐。所以，美國已經不能幻想在赤字財政空間沒有的情況下，再靠外援來減少美聯儲資金救市的成本。當然，至少在短期內，市場對這個盼望已久的政策出臺還是歡欣鼓舞的，全球各大股市當日都出現了久違的、程度不同的反彈。
其次，大選最終投票的關鍵時刻日趨臨近，但高失業率的增長復蘇現狀又無法讓選民輕易接受，所以，伯南克站在新凱恩斯主義的立場，試圖通過發行貨幣來“創造”就業機會，爭取選民對現任政府的支持。同時，資本市場價格的復蘇又會帶來美國居民財富效應的增強，它也有利于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從而確保企業利潤的增長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此推動疲軟的經濟找到良性循環發展的節奏。但是，我認為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高度自由化的環境中，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不會帶來伯南克所預期的效果，反而更加會增添全球金融資本投機(套息交易)的力度。
第三，美國金融機構和家庭負資產的格局短時間無法得到實質性改觀，再靠杠桿投資與負債消費的方式拉動經濟已經不太可能，所以，為了實現用“再工業化”戰略讓美國經濟得到新生，QE3的推出也在向市場釋放美國政府的強烈信號：美國不希望再搞“強勢美元”的政策來推動消費和金融的繁榮(尤其民主黨更沒有這樣的意圖)，相反卻想以“弱勢美元”的環境來確保未來美國出口產品在國際舞臺上的競爭力。
第四，QE3的出爐，標志著美國想利用自己國際貨幣的主導地位，來爭取在最近由各個經濟發達國家相繼推動的“貶值競爭”的貨幣大戰中，謀求自己貨幣的主動權和主導權，以避免自己承擔更多的“經濟責任”。當然，我們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QE3在推動美國“產品和服務”走出去和吸引本土企業重返美國創造就業和稅收，以及增加金融機構海外投資。
所以，中國應未雨綢繆，通過大力發展金融體系和城市化與社會福利制度等重大實體經濟部門的改革來吸收未來歐美日發達國家流動性泛濫給我們造成的沖擊，而不能被動得只通過我們自己單一的緊縮貨幣政策方式來解決人家帶來的流動性泛濫和輸入型通脹等政策后遺癥；而且，不能夠不講究時機和尺度來推進要素市場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