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綠色發展是一項綜合的社會、經濟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提高對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自覺踐行綠色消費、綠色生產的理念；還需要依靠科技的進步，需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新型環保材料，以及節能降耗、環境友好型的技術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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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模式、實現綠色轉型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課題 |
工業革命以來，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和生產力水平的持續提升，人類社會所創造的物質財富以空前的速度增長和積累，在不斷提升人類生產生活水平的同時，也推動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發展。但與此同時，傳統發展模式的弊病也越來越清楚地表現出來。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環境和生態的破壞越來越嚴重，包括各種污染物排放所導致的對環境的污染，對礦產、森林、土地、淡水等資源的過度開發、開采所導致的對生態的破壞，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由于溫室氣體排放所導致的氣候變暖問題，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態危機。二是資源供求矛盾越來越尖銳。傳統發展模式大量依賴對自然資源特別是那些不可再生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必然導致這些資源數量的不斷減少直至最后枯竭，從而使得發展進程難以持續。然而這還只是過去大約兩百年的發展進程以及當前發展所導致的問題。稍加分析不難發現，過去兩百年，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涉及的人口總數不超過10億，而新一輪全球范圍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涉及的人口加起來可能會接近30億，是前一次工業化所涉及人口的三倍。如此規模的人口走向工業化、現代化，如果還沿用過去傳統的發展方式，那么對資源、環境和生態產生的災難性影響是不難想象的。因此，改變傳統的發展模式，走不主要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自然資源、不以環境生態破壞為代價的綠色發展之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的協調，是人類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不二選擇，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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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綠色轉型對于新興經濟體實現可持續發展而言既是巨大挑戰，也是重大機遇 |
為什么說是巨大挑戰？從上面的分析可見，綠色經濟或遲或早必將成為下一步發展的方向和競爭的焦點。誰掌握最先進的綠色技術，誰最先搶得市場先機，誰將會在下一輪全球綠色產品市場競爭中贏得主動。我們看到，歐美等發達國家已經在此方面采取了不少戰略性舉措。比如2009年OECD發布了《綠色增長宣言》；2010年歐盟出臺了
《歐盟2020》，將創新和綠色增長作為提高競爭力的核心戰略，等等。如果新興經濟體不能及時更新戰略，迎頭趕上，那么勢必在下一輪綠色產業競爭中處于被動。而我們不難看到，在實現綠色轉型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新興經濟體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劣勢或不利因素：一是新興經濟體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階段，大規模的基礎設施等建設不可避免，因而對資源、能源的需求量很大；二是技術水平總體較低，創新能力相對薄弱；三是資金實力相對不足，難以從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對綠色發展提供強大的支持。盡管如此，也要看到新興經濟體在發展綠色經濟方面所具有的一些有利因素。從中國的情況看，至少有三條：一是具有需求方面的獨特優勢。與發達國家相比，新興經濟體市場需求不僅潛力大，而且增長快。所以在擴大生產滿足需求時，可以“用新技術來滿足新增需求”，而不需要大量淘汰現有的技術和生產能力，可見新技術應用的阻力相對較小。國內潛在市場巨大，有利于新產業的成長及其規模化發展，積累產業發展的經驗，快速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也有利于迅速回收投資成本，縮短新技術應用周期，推動技術以更快的速度進步。二是強大的制造業優勢使得新興經濟體具有迅速將新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三是與其他方面的技術相比，綠色發展技術大多屬于新興技術，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技術差距相對較小，有些甚至在同一起跑線上。因此，如果政策得當，完全有可能迎頭趕上，甚至后來居上，形成競爭優勢。
走綠色發展之路已經成為中國堅定不移的戰略選擇
中國《“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深入貫徹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這個《綱要》還將“綠色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中國“十二五”期間的重點任務之一，并從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加強資源節約和管理、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大環境保護力度、促進生態保護和修復、加強水利和防災減災體系建設等六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目標要求和政策部署。
中國選擇走綠色發展之路，既是對全球范圍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問題的積極響應，也是中國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中國人口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少，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比，工業化、現代化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更加嚴峻。多年來，中國高度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并且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從2006年到2010年的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期間，中國單位GDP能耗降低了19．1％，二氧化硫和COD排放總量分別下降了14．29％和12．45％，扭轉了第十個五年規劃后期單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上升的趨勢。另外，中國在提高工業“三廢”治理率、持續改善水環境質量和城市空氣質量、增強環境治理能力和生態環境恢復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績。當然，我們也清晰地看到，由于國情特點、發展階段和體制因素等方面的制約，這些成績的取得還是十分初步的，中國經濟資源消耗高、環境代價大的粗放發展方式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如果說這種增長方式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難以避免、因而還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那么在中國經濟已經跨過中等收入門檻、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下，這種粗放的發展方式無論如何難以適應全球和中國自身資源環境條件的需要，從而也不可能將中國引向現代、和諧的高收入社會。
促進綠色發展是一項綜合的社會、經濟系統工程，不是某項政策或措施能夠單獨實現的。需要全社會提高對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自覺踐行綠色消費、綠色生產的理念。市場經濟是消費引導型經濟，消費綠色了，就會對生產發揮強大的引導作用。如果大家都拒絕過度包裝，過度包裝就會失去市場，就不會生產；如果大家都注意綠色出行，大排量的汽車就會失去市場；如果大家都踐行節能、節水、節電，節約型的器具就會大行其道。促進綠色發展還需要依靠科技進步，需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新型環保材料，以及節能降耗、環境友好型的技術和產品。但綠色消費、綠色技術和產品不會自動出現，需要好的適宜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首先是資源的價格必須理順，必須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使用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其次要通過稅收、土地管理、補貼等手段，制定經濟性的激勵和約束政策。再次是社會性規制和行政辦法。政府在質量、安全、排放等方面的規制必須到位，有法可依，違法必究；知識產權保護、社會誠信建設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也必須健全有效等等。離開了這些體制機制的建設和有效的政策激勵，促進綠色發展就只會停留在口號上，就只能是人們的一種美好愿望。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十一五”時期以來，中國適應時代要求提出了綠色發展理念，初步建立了綠色治理體制，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綠色治理政策，為中國的綠色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當然，與促進綠色轉型的需要相比，中國的體制和政策環境還遠非完善和有效。正因為如此，“十二五”規劃提出，要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加快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資源環境問題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發展難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全球資源環境惡化中獨善其身。促進全球走上綠色發展的道路，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在擁有良好政治意愿的基礎上，將經濟發展、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統籌考慮。由于各國國情與發展階段不同，其面臨的資源環境問題的成因、程度及發展趨勢也不盡相同，各國推動綠色發展的意愿、技術和資金能力也存在較大差異。特別是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環境惡化的根源在于急于擺脫貧困而導致的不當發展方式，環境問題始終與貧困和發展等社會經濟問題緊密交織在一起。因此，在資源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今天，國際社會應當以更加緊密的合作來共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首先，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及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需要合作。發達國家不僅自身要轉變其不可持續的消費模式和經濟結構，減少自身對資源、能源的過度消耗和對環境生態的影響，也應積極履行其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技術和資金支持，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綠色發展。其次，新興經濟體之間也需要合作。新興經濟體具有相似的發展階段，也面臨相似的困難、問題和挑戰。第一，要在推動國際社會建立公平公正有效的減排機制方面加強合作，協調立場和行動。第二，要加強內部相互之間在經濟政策、投資貿易、人員技術交流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實現共同發展。
總之，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得以延續的唯一出路，綠色發展道路既是當代人健康繁榮的保障，也是我們后代不斷繁衍發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