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正處于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歷史階段，新的經濟周期伴隨著換屆后新的政治周期，同時還處于自然的經濟周期中短周期與中周期疊加的時段。
在此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番”目標能否實現？十八大之后是否會重現歷史上常見的投資熱？而在經濟增幅連續10個季度趨勢性下行之后，中國的宏觀經濟走勢又將如何演變？宏觀經濟政策是否會面臨新的選擇？針對這些問題，證券時報記者專訪了證券時報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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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投資增長周期有利于改變經濟增長曲線和投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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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時報記者：針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標。您如何看待這一戰略目標？新指標的提出意味著什么？
馬曉河：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戰略目標，與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目標是一脈相承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十六大強調的是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增長，十七大強調的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十八大既考慮了經濟總量目標，也考慮了人均收入目標，將經濟總量增長最終落實到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方面，這更好地體現了科學發展的思想。如果我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兩個翻番”的目標順利實現，這將意味著，屆時按照2010年的價格計算，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80.3萬億元，約合11.9萬億美元；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將分別達到38219元和11838元。
這個目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從需求角度分析，今后10年我國內生增長動力將大大加強，這將有利于拉動增長。隨著人口的不斷轉移集聚、國民收入結構調整和消費政策的不斷完善，城鄉居民消費購買能力將有所增加。同時，重視民生建設和加快推進城鎮化，還會從投資方面促進經濟進一步增長。未來10年，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小城市（鎮）的路、水、電、氣、網、房等建設，以及教育、衛生、文化、生態等設施建設方面，都需要大量投資，這些投資當然會有力地拉動經濟增長。此外，今后10年如果我國能吸納1億農民進城落戶，就將需要1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
從供給方面看，我國經濟增長仍有巨大潛力。今年下半年，國家頒布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支持七大戰略性產業快速發展，這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此外，近幾年，國家先后頒布了多項區域專項發展規劃，從政策上扶持區域均衡發展，這也有利于打造新的區域增長極。另外，我國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經濟實力，有能力推動經濟繼續增長。目前，我國有外匯儲備3.28萬億美元，人民幣儲蓄超過90萬億元，每年財政收入超過10萬億元等，這些都是有利因素。
證券時報記者：隨著政府換屆，新一輪的投資周期是否會開啟？在過去15年中，我們都看到了這樣的投資政治周期現象——十五大（1997）、十六大（2002）、十七大（2007）會后的一年都出現了投資激增的現象，該規律是否會延續？這種投資激增現象對我國經濟發展將帶來何種影響？
馬曉河：可能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在現有體制沒有大的改革條件下，各級地方政府的新一屆班子也會和上一屆領導班子一樣，急于干出點政績來，建立園區、招商引資等等。
不過，我認為十八大以后的投資快速增長可能會較以往幾次更加理性。因為決策者的環保意識、民生意識比過去明顯增強。同時，多數干部已經認識到發展經濟的路徑是多樣化的，比如，目前不僅工業化可以實現經濟增長，城鎮化也可以推進經濟增長。因此，本輪投資周期中，各地用于城鎮化方面的投資預計也會明顯增加。我的結論是：十八大后會出現投資打頭的經濟增長現象，但本輪投資周期中投資結構會發生變化，由政府引導的投資將更多地投向民生事業、生態建設、城鎮化和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從影響來看，本輪投資增長周期首先有利于改變經濟增長曲線，將我國不斷下行的經濟增長帶出谷底；其次，有利于改善以往的投資結構，把民生事業、生態建設、城鎮化和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等“短板”補齊，為下一步科學發展創造條件。但是，公共資源過多地用于投資，勢必會進一步抬高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而擠壓社會消費的空間，加劇需求結構失衡的矛盾，這恐怕是決策者需要關注解決的問題。
證券時報記者：您對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經濟增長走勢如何判斷？
馬曉河：一個經濟體的經濟運行一般有三個經濟周期，長周期、中周期、短周期。目前我國經濟運行正在經歷一個短周期波動，從需求和供給多重因素分析，在本周期內中國經濟下行已經到了谷底，第四季度和明年經濟增長將出現趨勢性回升。
從國內看，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央為了穩增長、擴內需，出臺了一系列防止經濟增長繼續下滑的措施。從國際看，6月中旬G20會議將應對歐債危機作為當前世界重點議題，承諾保障歐元區完整穩定，6月末歐盟峰會就解決歐債危機達成協議，并推出1200億歐元刺激計劃；美聯儲增加在扭轉操作規模2670億美元后，又推出第三次量化貨幣政策等等。總之，當前國內外政策環境變化，有利于我國經濟通過投資、消費、出口的回升帶動增長。
但是，由于目前國內外環境變化中還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因素，將使得今后經濟增長的回升動力不強：一是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不強，世界供求結構深度調整，導致我國的外需環境惡化、出口減速；二是偏緊的貨幣政策環境，將進一步抑制經濟增長；三是堅持從嚴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可能會通過投資和需求兩方面繼續抑制經濟增長；四是需求結構難調整，短期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難以替代投資；五是實體經濟困難加大，利潤下滑、企業虧損，特別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發展環境惡化。
基于以上分析，2012年經濟增長的低谷可能出現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和明年經濟增長將會掉頭向上出現回升，但回升力度不大。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總體會低于2011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可能在7.5%～7.8%之間，2013年在8%以上。2012年，即使中國經濟增長幅度出現下降，也不會出現硬著陸，在世界上仍然屬于高速增長經濟體。同美歐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還有巨大的經濟增長空間，最擔心的是宏觀調控一旦放松經濟就會過熱和通貨膨脹；而歐美日等國家缺乏經濟增長空間，最擔心的是經濟停滯和萎縮。
證券時報記者：國外一家權威財經媒體預測我國2013～2016年增長率將降至6.6%。您對未來5～1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走勢如何判斷？
馬曉河：從長周期并結合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驗判斷，今后10年我國經濟增長將處于周期性下行階段。
這種下行受以下因素作用：一是我國經濟已經實現了連續33年的高增長，33年里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9%，今后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不可能繼續保持這么高的水平。二是國際經濟結構深度調整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形成嚴峻挑戰。一方面，美歐等發達國家政府在不斷壓縮公共支出，家庭去杠桿化導致私人消費率也在降低，由此導致我國的外部需求疲軟；另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向中國學習，大辦產業園區，以廉價要素優勢招商引資，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然后向發達國家大量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在世界勞動密集型市場上對我國形成了供給替代。三是國內勞動、土地、能源、原材料、水資源等要素成本不斷提高，人民幣不斷升值等，將持續擠壓我國的產業利潤空間，這將迫使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得不退出國內生產領域。
因此，我的判斷是，“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年平均速度要低于“十一五”，“十三五”平均增長速度可能也會低于“十二五”。
證券時報記者：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宏觀調控政策應該如何審時度勢，重點關注哪些方面？
馬曉河：在經濟增幅從高位連續10個季度趨勢性下行后主要經濟指標又出現上升勢頭的背景下，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又面臨新的選擇，我認為，宏觀調控政策應進行調整，把穩增長、擴內需作為首要任務。
具體而言，當前穩增長、擴內需，首先既要防止經濟增長大幅度下滑，也要防止經濟增長過快上揚。
比較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濟增長曲線變化，我們發現，2007年以來是我國經濟增長波動最大的時期之一。從2007年第三季度開始，經濟增長形成了一個倒S形曲線，起初是用了7個季度經濟增長率從14.8%下降到6.6%，然后用了4個季度經濟增長率又上升到12.1%，此后經過10個季度經濟增長率又在波動中回落到7.4%。在21個季度里，經濟增長率先是下降后是上升爾后又下降，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少見的。
為什么在短短5年時間里經濟增長如此波動，重要因素有兩個：一是經濟周期的作用。二是世界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沖擊影響，同時也與宏觀經濟調控在短期內實行強度緊縮和強度刺激政策也有一定的作用。應該充分肯定的是，2007年以來，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但我們在運用宏觀調控政策的技巧、節奏、力度把握上還需要改進和完善。我國不缺乏經濟增長空間，用于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回旋余地也很大，關鍵是我們在今后宏觀調控政策運用上，要科學把握節奏、合理掌控力度、慎重運用組合政策，避免由宏觀政策調控引起經濟大起大落。
證券時報記者：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與國外有較大不同，您認為，我國在這方面是否需要進行調整？
馬曉河：要進一步加強財政政策對改善需求結構的積極作用，將支出更多地用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方面。當前和今后，我國經濟增長必須轉向依靠擴大內需來拉動，而擴大內需的關鍵是增加消費。
因此，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主要任務是為增加社會消費、降低消費成本服務。第一，繼續提高城鄉社會保障水平，瞄準落后地區、農村和弱勢群體，不斷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進一步提高財政補助標準。同時，應繼續堅持家電下鄉和城鎮以舊換新政策，加快落實對節能家電進行消費補貼的政策，并適當降低日用消費品消費稅稅率。第二，加大對邊遠落后地區、民族地區、農村地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第三，財政政策也要在調整產業結構，改造傳統產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第四，積極推進稅制改革，按照結構性減稅思路，進一步擴大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試點范圍，降低能源資源性產品、先進設備及管件零部件以及日用消費品等進口商品關稅，對中小企業實行減稅減負政策，抓緊清理和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
另外，要適時適度調整貨幣信貸政策。我認為，從當前國內外經濟發展走勢看，應該在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變的同時，將實際上仍顯偏緊的貨幣政策逐步調整為穩中從松的貨幣政策，引導貨幣供給合理增長。盡管從去年12月5日以來，我們連續3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2次下調存貸款利率，但是10月份的M1增長還是偏低，只有6.1%，比2009年第一季度水平還要低。為了保證經濟健康穩定增長，繼續適度放松貨幣供給是必要的。同時，全球經濟下滑風險加大，關鍵物價指標趨勢性下行，也給宏觀政策轉型創造了條件，建議貨幣供給增長速度M2保持在14%左右，M1可分步提高到10%左右，貸款投放也要相應增加，今后可根據經濟運行情況和國際環境變化，相機繼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適時下調存貸款利率。
證券時報記者：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進行深層次改革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面有何建議？
馬曉河：要抓緊制訂并盡快推出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方案，采取綜合措施提高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以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和消費能力；積極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取消現有金融機構在企業貸款利息之外附加的一切不合理附加收費項目，同時加快推進資金利率市場化改革，可考慮進一步擴大銀行存貸款利率浮動范圍，鼓勵銀行將存貸款利率浮動從一年及以下存款向中長期擴展，從存款向貸款擴展；加快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逐步取消限制農民工進城的種種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