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人口撫養比作為度量人口紅利的指標，其經歷了長期的下降過程之后，下降速度已經放緩，并預計在2013年見底，隨后轉為上升的過程。實際上，這個轉折點已經于2010年發生。那就是說，人口紅利終將消失。
第二次人口紅利有著巨大的開發潛力。這種類型的人口紅利包括三個主要來源。第一是來自養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給。第二是來自教育資源的擴大。第三是來自勞動參與率的擴大。延長退休年齡是擴大勞動力供給、緩解養老負擔的重要途徑。
通過農民工市民化推進城市化，我們面臨兩條可行且有效的途徑。一是通過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和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為農民工就業和居住提供更加穩定的保障與保護。二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讓那些穩定在城市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及其家屬成為城市戶籍人口。
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教授在國內學者中較早提出中國的人口紅利將消失，這一觀點提出后受到諸多質疑。但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他的判斷并非杞人憂天。不過，蔡昉雖然作出了一個悲觀的判斷，但卻給出了一個樂觀的預期。他認為，在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之后，中國在第二次人口紅利開發方面還有很大潛力。
證券時報記者：您是最早提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的學者，這一觀點在較長時間內存在比較大的爭議，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數據證明您的看法是正確的，能不能談一下您形成這個觀點的大致過程以及學術界關于這個觀點的爭論情況？目前學術界和決策層對此問題是否已經形成共識？
蔡昉：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經濟出現了一些難以理解的現象。最初是從沿海地區到全國范圍的“民工荒”，隨后伴之以普通勞動者工資的連續多年上漲。說“難以理解”，是因為在許多人的理念中，人口眾多、勞動力豐富，是中國社會天經地義、恒久不變的特征。因此，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是不可思議的。然而，這個不可思議的現象，自2003年出現之后，就再也揮之不去，而且工資上漲也成為一個次生現象，使得勞動力短缺現象更加真實。
這個不期而至的勞動力短缺現象，恰好符合發展經濟學文獻中關于一個發展階段的描述，即“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速度超過勞動力供給的增長速度”，因此，它意味著一個經濟發展轉折點的到來。由于上述措施是針對一個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二元經濟發展過程而言的，而二元經濟發展理論又是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教授的名字相連的，所以，我們把這個轉折點稱作“劉易斯轉折點”。
作為一個發展經濟學研究者和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線觀察者，我及時做出了中國經濟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判斷，也因此而受到廣泛的質疑。不過，直到最近，在很長時間里，持反對意見的人，多數仍未能提供充分的經驗證據。即便如此，我仍然堅持進行經驗研究，從不同角度論證這個階段性變化的判斷。這些工作中的一部分，就是與劉易斯轉折點相關的人口問題。
人口轉變是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過程，其結果之一，即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迅速上升，通過勞動力充分供給和高儲蓄為經濟發展提供人口紅利。如果以人口撫養比作為度量人口紅利的指標，其經歷了長期的下降過程之后，下降速度已經放緩，并預計在2013年見底，隨后轉為上升的過程。實際上，這個轉折點已經于2010年發生。那就是說，人口紅利終將消失。這個判斷與劉易斯轉折點的判斷是相輔相成的。毫不奇怪，這個判斷同樣遇到諸多異議。
雖然時間對我是有利的，日新月異的現實正在不斷消除人們對于階段性變化的懷疑，但是，爭論仍在繼續，焦點則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做出任何判斷的證據問題；第二是判斷本身所引申的意義；第三則是如果做出轉折點到來的判斷，有怎樣的政策含義和應對之策。為了回應反對者的各種質疑，也為了回答贊成者的相關詢問，我一方面繼續做經驗性研究，在學術性刊物上發表論文，另一方面也應各類報刊之約，撰寫了一系列短論，嘗試用較少學究氣的風格討論上述問題。
世界經濟的歷史表明，一個國家過去成功的經濟發展，并不能為未來的經濟發展成功買下保險。特別是當它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以往成功的做法已經不能保證其可以繼續一路凱歌前進。中國在“十二五”時期，由于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和人口紅利的消失，必將面臨諸多的嚴峻挑戰，存在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中國只有成功應對這些挑戰，才能突破潛在的“陷阱”，才能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證券時報記者：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上個世紀7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目前已經處于較低水平。在人口紅利即將消失的背景下，繼續執行比較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受到質疑，在您看來，現有的生育政策應該做出哪些調整？政策調整的難點在哪里？
蔡昉：中國大陸人口轉變的軌跡，與中國臺灣地區和許多鄰國是一樣的，可見不是計劃生育一項政策促成的，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今天中國到了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出現了社會老齡化等問題，其實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即使改變了計劃生育政策，放開了生育限制，也改變不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放開生育限制之后，中國也不會在生育率上有特別顯著的提高。
但是我贊成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原因在于計劃生育政策是1980年開始實行的，當時說30年后情況發生變化可以采用別的方式或者政策。“情況發生變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現在中國生育率下降到1.4的水平，已經具備了改變政策的條件。
我一直希望通過把目前全國普遍的“雙獨政策”即男女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可以生育兩個孩子，過渡到“單獨政策”，即夫妻雙方有一個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兩個孩子，進而到兩胎政策。最近，我作為主要執筆人之一參與寫作了發展研究基金會2012年的《中國發展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我們建議的近期生育政策調整方案，是在全國分步實施放開“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區和嚴格執行一孩政策的農村地區即刻放開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實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區第一胎為女孩的夫婦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區放開二胎，實現全國全面放開二胎的目標。
證券時報記者：雖然您認為中國的一次人口紅利將消失，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但是您對人口因素的前景并不悲觀，因為既可以充分挖掘剩余的一次人口紅利，也可以創造二次人口紅利，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想法？
蔡昉：正確地預見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并認識到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對于政府經濟發展政策、企業決策和勞動者行為來說，都將具有極其重要的警示作用，以便繼續保持和深入發掘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源泉。具體來說，通過借鑒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在后劉易斯轉折時代以及后人口紅利時代發掘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源泉，應該從近期、中期和長期三個視角進行把握。
首先，迄今為止我們加以利用的人口紅利仍然有其發掘潛力。被統計在城市人口中的常住農民工沒有獲得城市戶籍或市民身份，所以，他們作為穩定的勞動力供給、新增消費需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社會保障制度貢獻者的作用，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通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務，我們可以從城市化領域繼續開發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另一半。
其次，第二次人口紅利有著巨大的開發潛力。這種類型的人口紅利包括三個主要來源。第一是來自養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給。如果建立起一個具有積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養老功能或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我們可以利用勞動者的養老期望、儲蓄動機，以及資本市場的增值來保持高儲蓄率。第二是來自教育資源的擴大。隨著少年兒童人口規模縮小和比重降低，勞動年齡人口供養在學人口的能力相對提高，意味著可通過擴大教育和培訓大幅度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第三是來自勞動參與率的擴大。延長退休年齡是擴大勞動力供給、緩解養老負擔的重要途徑。在中國，延長退休年齡的主要障礙在于接近退休年齡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存量比較低，在改變這種現狀之前，延長退休年齡會使他們陷入脆弱的境地。因此，開發這種人口紅利的關鍵，是在繼續擴大教育特別是高中階段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以及加強對就業者培訓的基礎上，根據條件的成熟逐步延長退休年齡，以保持勞動力供給的充足性。
再次，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可以提供全新的經濟增長源泉。主要以西方國家為素材發展起來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由于假設勞動力是稀缺的生產要素，因此資本會遇到報酬遞減的現象，從而認為，保持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出路是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份額。從這個基本假設出發，許多經濟學家曾經質疑過東亞奇跡及其可持續性。實際上，正是由于東亞經濟曾經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又通過恰當的經濟政策開發出人口紅利，在很長時期內避免了資本報酬遞減的困擾。而隨著一些主要經濟體的發展階段跨越劉易斯轉折點，與此同時，人口轉變進入新階段使得經濟增長不再主要依靠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這些經濟體實現了從主要依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這個經驗提示我們，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和劉易斯轉折點的跨越，通過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源泉終將要轉變到依靠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既然我們做出了關于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判斷，這個增長方式的轉變就應該由此加快步伐。
證券時報記者：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繼續推動經濟增長的著力點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您覺得中國應該在哪些方面采取措施？
蔡昉：首先應該看到中國在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方面是有空間的。即通過消除制度障礙疏通勞動力流動渠道，繼續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未來10年，是中國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關鍵時期，與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相比，中國農業勞動力繼續轉移的潛力仍然是巨大的。處在這個發展階段上的其他國家，平均的農業勞動力比重為14.8%，比中國低10個百分點到20個百分點，因為按照學者的估算，目前中國農業勞動力比重為24%左右，而按照官方統計口徑，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高達35%左右。這意味著在今后10年乃至20年時期中，從現有的農業勞動力出發，中國每年需要減少數百萬人農業勞動力，即每年降低農業勞動力比重1個百分點以上。這樣的話，就能保持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續提高，進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行業內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獲得則要靠政府給企業創造一個能夠有創造性毀滅的環境。因為只有當企業競爭壓力大的時候，它才會認真研究如何改進管理，如何應用新技術。歸根結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在創造性毀滅中形成的，也就是要有這么一個環境讓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好的企業生存發展和擴大規模，讓全要素生產率不好的企業被淘汰掉。行業內部的企業之間也存在生產率差異，允許更有效率的企業生存、擴大和發展，相應淘汰那些長期沒有效率改進的企業，可以提高行業進而整體經濟的生產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國，通過部門內企業的進入、退出、生存、消亡這種創造性破壞機制，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為30%—50%。此外還有研究表明，中國部門內企業間生產率差異巨大，如果縮小到美國的水平，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30%—50%。這兩個數字如此巧合的涵義是，迄今為止，中國尚未獲得這種類型的全要素生產率源泉。這就要求進行相應的改革，拆除行業進入和退出壁壘，消除生產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通過競爭機制實現優勝劣汰。
還應該做的是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度。在勞動力短缺乍現的一定時期中，勞動力市場表現為崗位充足，對技能要求降低的興旺景象，對教育產生不利的激勵效果。然而，在新古典類型的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經常遭遇的結構性和摩擦性的就業困難，也恰恰主要產生于勞動者人力資本與市場需求的不相適應。人力資本的短期激勵因素與長期需求之間的這種矛盾，是一種典型的市場失靈現象，唯有政府出面，以改革和加大公共投入的方式對供求關系失衡、教學質量降低，以及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匹配等問題予以積極應對解決，但絕不能得出教育發展速度，包括高等教育發展速度可以放緩的政策結論。
證券時報記者：劉易斯拐點到達之后我國就業市場將面臨哪些挑戰？如何促進我國勞動力市場繼續健康發展？
蔡昉：首先，政府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過程中要保持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應具體體現在產業政策中，因此，繼續擴大就業應為產業優化和升級過程的題中應有之義。隨著普通勞動者短缺現象的出現，工資成本大幅度提高，東部沿海地區將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在加大對熟練勞動者需求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要減少一部分傳統就業崗位。與此同時，勞動力素質的整體提高卻需要假以時日，因此，現有勞動者創造與其人力資本相適應的就業崗位，以保持就業穩定擴大，仍然是產業結構變化的優先原則。
東部地區的產業優化和升級，需要與中西部地區對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承接緊密結合，防止出現比較優勢真空，造成就業崗位浪費。我國地域遼闊，地區之間資源稟賦差異和發展差距都較大，為產業轉移提供較大的空間，也有利于保持經濟增長對就業吸納規模的相對穩定，防止未來出現“無就業增長”的現象。與此同時，我們應在制造業升級的基礎上，將生產性服務業分離出來，讓其成為新興服務業態，為大學畢業生創造適合的就業崗位。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一定變化，絕不意味著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不再以就業吸納能力為基準。相反，我們應在放松準入限制、創造平等的金融服務、提供稅收優惠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促進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發揮擴大就業的功能。
其次，抓住重點人群，提供更完善的公共就業服務，更有針對性地實施積極就業政策。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逐步形成的政府積極就業政策，其重點是創造城鎮就業崗位，幫助下崗失業職工實現再就業。隨著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新的變化，我們應制定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應逐漸轉變重心，為不同就業群體提供更廣泛的就業扶助。
針對農民工易受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以及社會保障覆蓋率低的特點，政府應通過提高宏觀經濟政策對就業形勢的敏感性、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等，提高農民工就業的穩定性和社會保障的充分性。由于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主要在于其知識和技能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不匹配，使其經常面對結構性失業的威脅，因此，解決大學生就業困難，應該從高等教育體制、實習制度、就業培訓和中介服務等方面人手，提高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效率。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受到年齡偏大、教育程度偏低、技能老化，以及尋職能力弱等制約，常常遭遇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以及與此相關的就業因難，政府需要通過完善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率和提高政府就業服務水平以降低他們的就業難度。
證券時報記者：
繼續深入推進城鎮化是中國經濟未來的希望，您認為在城鎮化方面還需做出哪些努力？ 蔡昉：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在工業化已經高速成長，甚至伴隨著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制造業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加快城市化形成需求導向的新經濟增長點，已經成為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識。但是，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城市化應該以農民工的市民化為核心，以挖掘勞動力供給潛力和新市民消費需求為目標，而不應該成為新一輪投資潮的借口。中國常住城市人口比例與非農戶籍人口比例之間的差距，可以成為保持高速城市化的巨大推動力。
通過農民工市民化推進城市化，我們面臨兩條可行且有效的途徑。一是通過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和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為農民工就業和居住提供更加穩定的保障與保護。在此基礎上逐步把制度建設推進到更大范圍的公共服務領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以及城市化與非農化同步。二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讓那些穩定在城市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及其家屬成為城市戶籍人口，穩定他們的勞動力供給，改變他們的消費模式和儲蓄模式，從而充分挖掘他們作為勞動者、創業者和消費者的潛力。
隨著農業中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變遷，農業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農業不再充當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并且，以年齡在30歲以下青年為主體的農民工，很大部分也沒有回到農業就業的打算。其實，減少農村人口和勞動力數量，本來就是城市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穩定的非農就業崗位和均等的社會保護對于農民工至關重要。
目前，他們面臨著來自勞動力市場和城鎮生活的兩個潛在的風險。第一，農民工越來越成為周期性失業的主要承受群體。由于農民工已經成為制造業工人的主體，盡管在這個部門經歷經濟景氣的時候，農民工就業呈樂觀勢頭，持續的“民工荒”現象還推動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然而，每當經濟有較大增長波動時，農民工往往首當其沖，遭遇周期性失業。第二，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參與水平仍然非常低，既然這種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保護不利狀況，主要緣于農民工在城市是非戶籍人口，因此，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并且在尚未完成這項改革之前，加快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就是保持穩定的勞動力供給、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