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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貨幣政策及其動向一直是經濟界密切關注的重點，關于央行利率或貨幣供應量等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如何確定，未來調整方向的預測也頗為吸人眼球。然而，根據貨幣金融學原理，數量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和價格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兩者只能取其一，不可兼得。選擇數量指標，就意味著放棄對價格指標的控制，如央行設置準備金指標，對準備金需求的變化將使得利率發生波動，追求數量指標只能意味著利率的波動。同樣的，央行實施利率指標，會導致準備金和貨幣供給規模的波動。所以，數量目標和價格目標兩者不能兼顧。
但是在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既有數量型也有價格型，而學者也習慣于預測央行的這兩種目標將如何確定，這種奇特的現象之所以能長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央行公布的官方利率并不是市場利率，與數量目標調控下形成的市場利率有一些脫節。
近年來，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和金融產品的日益豐富，由資金供求決定的市場利率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反映，如SHIBOR利率、民間借貸利率、理財產品收益率等。以反映民間資金供求情況的一個指標——溫州民間貸款利率為例。據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的數據，今年上半年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平均水平為21.58%，而據央行公布的數據，同期大型銀行加權平均貸款利率為7%，兩者差距明顯。當央行實施或緊或松的貨幣政策，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時，在貨幣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市場利率必隨之改變，在市場反映為資金利率或產品收益率的變動。而央行卻仍可保持官方利率不變甚至反向調節。從這個意義上講，央行設定的利率目標并非是對資金供求松緊狀態的反映。事實上，由于當前能獲得貸款的多為國有大中型企業和政府融資平臺，較低的融資成本對這些貸款方是一種隱性補貼，如果央行放開存貸款利率，貸款利率可能大幅上升，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借貸方的財務成本必然大幅上升，央行公布的存貸款基準利率更類似于用來調節以國有企業為主的貸款主體融資成本的財務手段。因而，中國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筆者以為明確的應當是數量型目標，而不能同時有價格目標。
實質上的數量型中間目標與形式上的利率中間目標并存，結果就是央行設定的基準利率和商業銀行在此基礎上制定的資金價格信號的扭曲，在銀行配置社會資金達90%的情況下，社會金融資源無法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普遍情況是，官定利率低于市場利率，存在強烈的信貸需求，因此有限的資金只能通過各種暗道流向有尋租能力的部門，致使資金運用效率降低，而一些效率高的企業和項目被擠出。這顯然不利于創新型中小企業發展和經濟轉型。
因此，筆者認為，如果央行在數量和價格目標兩者之間選其一，在當前已確定了數量目標為中間目標的情況下，放棄對價格目標的調控，應能有利于使風險管理能力更強的商業銀行能通過提供更高的定價獲得存款資源，并投向收益率更高的項目和企業。放開存款利率上限管制，并不必然出現市場利率飆升乃至失控的極端情況。美聯儲確定基準利率，各家銀行參照此自主制定存貸款利率，理論上可無限上調存款利率并無限下調貸款利率，但在實際運作中，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不會高于聯邦基金利率，否則商業銀行就難以從市場上吸收資金，而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也不會低于該利率，否則可以直接向同業發放貸款。可見，只要央行能保證在必要時通過銀行間拆借市場吸收或投放貨幣，就可防止在放松利率管制的情況下銀行利率定價過偏，引發系統性風險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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