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八大之后的開局之年，以政府轉型與改革帶動全面改革的重點突破，各方面有著很大的期待。我理解主要是兩條：一是政府改革要與全面改革結合起來，以政府改革帶動和促進經濟社會轉型以及相關改革，以增強改革的信心；二是政府機構改革方向要準，路子要對。2006年，國家“十一五”規劃就提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未來5至10年“五位一體”全面改革的關鍵和重點仍然是行政體制改革。
這幾年，雖然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政府職能轉變仍不到位。尤其是前幾年應對金融危機的某些政府干預手段，有常態化的傾向，突出表現在：行政權力的擴張傾向；地方層面的“增長主義”政府傾向。例如：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首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重要途徑，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業項目為主要任務，以資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預為重要手段。這種政府主導型的增長方式，不可避免地導致投資消費失衡、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還造成公共服務的缺位。與此同時，因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所產生的消極腐敗問題，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為此，需要以改變“增長主義”傾向為重點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著力解決經濟運行中兩個突出問題：
一是行政審批。當前，行政審批事項仍然較多、審批程序繁瑣、效率低下，利用審批牟取私利的問題比較嚴重。加大力度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成為轉變政府職能的迫切任務。
二是行政壟斷。從現實看，壟斷仍然是制約市場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并且也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制約因素。盡快破題壟斷行業改革、尤其是打破行政壟斷，已成為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大課題。
多年來，我們一再強調政府職能轉變，并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為什么總體成效不大？我認為，關鍵在于如何優化行政權力結構尚未實質性破題。舉兩個例子做簡要分析：第一，以綜合性部委為例，既負責國家宏觀政策、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要職能，又具體負責重大項目的審批，還要負責價格監管和市場穩定。這就使其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放在重大項目的審批上，放在短期的市場穩定上。第二，以某些專業部委為例，本應成為決策主體，由于部分決策權集中到綜合部委，它主要偏重具體的資源分配和相關審批，這樣就使其執行機構的特點突出，而決策主體的角色不到位。另外，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不分，也給權力尋租留下空間。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政府職能轉變的深層次問題是調整優化行政權力結構。前些年，深圳等地在這方面作了一些積極探索。從這兩年廣東的實踐看，調整優化權力結構，需要解決政府如何“放權”、“分權”、“限權”。
首先，以增強市場和社會活力為目標實現政府放權。解決政府與市場關系，關鍵是通過政府向市場放權，大幅度削減行政審批權，在更大程度和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解決政府與社會關系，關鍵也在于政府向社會放權，在激發社會活力的基礎上創新社會管理。
其次，以權力有效制約和協調為目標實現政府分權。按照十八大報告“要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要求，建立行政范圍內的分權體制，以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
第三，以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為目標實現政府限權。實現權力運行的公開化、規范化、法定化，有效約束政府自身利益。以“三權分設”為重點深化大部門制改革
大部門制改革仍是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抓手。按照十八大精神，下一步的大部門制改革，應把重點放在調整和優化權力結構上。對此，建議盡快研究提出以“三權分設”為重點的大部門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并建議在總體方案尚未出臺以前，只對職能交叉重疊、矛盾問題突出的部門進行機構調整，而不急于全面推進大部門制改革。
建立以大部門制為重點的行政決策系統。以強化決策主體行為的有效性為重點深化大部門制改革，著力解決行政決策權既過于集中又過于分散的問題，強化各個部委的決策主體職能，實質性提高決策效率和質量。
建立法定化、專業化的行政執行系統。把建立自上而下強有力的執行體系作為深化大部門制改革的重要任務。建議結合事業機構改革，盡快提出行政執行系統建設的總體方案。
建立權威性的行政監督系統。行政范圍內的監督權，如何超脫于決策權和執行權，獨立實施有效監督，尚未有實質性進展，需要提出總體設計。
這些年，由于改革的不到位，以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為特點的政府自身利益傾向具有普遍性。究其原因，重要的是行政權力運行缺乏應有的透明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關鍵在于全面推進權力運行的公開化：一是全面推進政務公開、財政公開，抓緊出臺官員財產公開、司法公開的具體方案。二是強化司法監督、媒體監督、公眾監督，實現權力制約權力和社會監督權力的有機結合。三是盡快制定本屆政府降低行政成本的行動計劃，建議把行政成本占比逐年下降作為政府工作的約束性指標。
十八大后的改革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一是轉型與改革交織融合，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府轉型都直接依賴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臨的利益矛盾越來越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的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調整；三是改革的時間與空間約束明顯增強，“改革與危機賽跑”不是危言聳聽。在這個特定背景下，以改革紅利釋放發展潛力，需要以政府改革為切入點，盡快制定下一步改革的總體方案；需要盡快建立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構；需要盡快實現改革攻堅的實質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