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還未曾有哪個稅種改革措施的出臺如房產稅如此這般隨“拍磚”而行，步履維艱。在各種聲音中，不乏對我國不動產保有環節稅制建設的冷靜思考，但更多的感情宣泄和意愿表達，卻具有兩大問題：第一，在“民粹主義”情愫的影響下，不少人還很難理智地從宏觀、長期兩大角度來深入思考稅收與稅制改革的問題；第二，把房產稅簡單看作一種“舶來品”而與西方模式掛鉤，偏激地得出中國在國有土地上對住房實施房產稅征收存在法理上硬障礙的判斷。
亨利·喬治是美國19世紀末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按照政治經濟學的解釋，亨利·喬治認同生產的三要素：土地、勞動和資本。為了探究土地這一生產要素對貧困的影響，他對資本的定義溯源,并明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在一定的時期內，土地的增值并不能使全社會的總體財富上升，而是以剝奪他人財富的方式使少數占有土地的人得到財富，這也是隨著人類經濟發展過程，由于土地價值的攀升而造成貧困相對更加明顯的原因所在。而在全社會的總體財富并不會增加的情況下，使用某種手段對少數人取得的財富進行再分配，就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這一點可以說是作者闡述當時美國需要在保有環節開征房產稅這一稅種的有力論證。
美國財產稅中的房地產稅逐步演變到今天，該稅種本身以及與該稅收相關法理濫觴的意識形態，就在于亨利·喬治對土地、資本和勞力三要素的分析以及對進步和財富的深入思考。保有環節房產稅最基本的意向或初衷，就在于消除因土地價格上漲而造成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當時亨利·喬治所向往的更高級的土地制度，恰是中國目前正在運行的土地制度的公有制——標準形式為國有制。
受亨利·喬治對土地與財富認識的啟發，結合中國當時可觀察的境況，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權”的思想，所表達的核心觀點恰在于土地的增值溢價部分需適當歸公而不宜為少數人所得而私。這一思想產生的基點與亨利·喬治對土地與財富分配而造成貧困的認識一脈相承。
從國際經驗（如工業革命的發祥地英國）和海外經驗（如香港）看，房地產稅可以對私有土地、公有土地一視同仁地全覆蓋。比如，英國的土地可區分為中央政府持有、地方政府持有、公共組織持有以及私人持有等。從劃分標準上，英國土地主要分為兩種：一是無條件持有土地，實質上就是私有土地；二是契約持有土地，是根據地契的年期確定可持有該土地的年限，在英國這種持有年期最長的可達999年。然而，無論土地所有權存在怎樣的區別，保有環節的房產稅對英國國土范圍內土地的全覆蓋是毫無疑義的。這種情況實際上已經說明了中國當前社會上廣泛流行的如下說法并不成立，即“國外房產稅征收的前提是土地私有，而我國土地為國家所有，再征此稅存在法理上的硬障礙。”
此外，我國改革實踐中國有企業“利改稅”的自身經驗也可援引：雖然終極產權是國有，但掌握使用權的主體（不論企業或個人）是具有自身相對獨立物企利益的主體，根據客觀需要完全可以在通過立法程序后，以稅收手段對利益主體的利益情況施加調節，以利公平競爭或優化再分配。當時的改革要求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一樣上繳所得稅，邏輯上同樣面臨自身財產所有權屬于國家，而在此基礎上仍要向國家繳納所得稅的問題。立足現今而回顧歷史，可清晰地知道：當時要發展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就必須拋開所有權終極歸屬而正視“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將所有不同性質的企業放入一樣的環境里去公平競爭，企業自身畢竟有相對獨立的物質利益和運營機制，這與企業姓國姓私無關，只要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運行，就應當一視同仁地進行稅收調節。
由此可見，如果掙脫“民粹主義”情愫綁架，對所謂“房產稅存在法理上硬障礙”這一觀點進行理性思考，那么房產稅在英國的實踐以及我國國企“利改稅”改革的實踐，至少可以為我們帶來這樣的啟示：第一，英國等的實踐表明，保有環節房產稅對于一國范圍內土地的全覆蓋并不應以土地所有權不同為由而予以否定，在土地不同所有權的基礎上，該稅種面臨的應當是“如何設定權變因子而區別對待”的問題，卻不是“是否開征”的問題；第二，我國國企“利改稅”改革表明，以國家為主體的稅收分配，并不會因為其納稅主體的財產終極所有權屬于國家，而放棄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對該納稅主體進行的調節；第三，歸根結底，稅種產生與發展的合理性，僅通過舶來的模式或表象的形式而判定是與非顯然不盡合理，而應當探究該稅收制度下，作為其理論支撐的思想所闡發的其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意義的邏輯是否成立、是否可行、是否有效，而在此思想與理論基礎上派生出的制度，可考慮通過比較分析，從卓越者中汲取精華而合理地、創造性地借鑒，方能因地制宜、行之有效。
亨利·喬治所向往的土地公有制，現階段還沒有如預期的那樣為中國社會帶來“永遠解脫貧困”的現實，現階段中國也不得不面臨因房產和地產而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但無論是基于亨利·喬治理論的思考，還是基于孫中山先生早年間明確提出的“平均地權”的思想，土地制度公有制的內在邏輯值得高度重視。
任何社會的一個具體時間段上，可用土地面積的大小基本上是個常數，誰占了中心區好地段上的某塊地皮，別人便無法再去占用，也無法“對應地”以別的非中心區地皮去競爭性替代——所以城市中心區、好地段的地皮所實際具有的是“自然壟斷”屬性。隨城鎮化水平提升，愈顯稀缺、寶貴而自然而然會在市場交易中受追捧而升值——這一點并不論其終極所有權姓公姓私而可能改變。倒是在姓私時，其價可升高到“無價”。反之，姓公時，只要有一定的透明度，有較明白、合理的決策機制，要解決為公共利益而設計的土地規劃落實問題，總歸會得到一個實際的方案。
因此，我國城鎮土地都姓“國”這個大公，其實是個在通盤“頂層規劃”下優化利用十分寶貴的中心區土地的一種制度優勢（我國最為核心和復雜的問題在于如何理順土地制度公有制中“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的關系）。在城鎮土地產權明確為國有而“房屋產權70年后不知何去何從”的詰問前，應說明我國《物權法》其實已在“用益物權”概念下，給出了虛化終極所有權而使住房的土地使用權自然續期的規范（操作細節還待定）。于是，以土地公有制為論據談房產稅在中國不適用，并忽略房產的繼承性和高速城鎮化背景下房產投入的高回報率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顯然首先是違背了美國房產稅思想起源亨利·喬治所持有的，因土地不斷增值而造成不動產持有人對他人財富“掠奪”的這一基本認識的價值取向。
進而更加直白地講，具備占有更多土地（使用權）、占有相對地租更高的土地這兩個主要特征的房產（典型狀態即為現代社會中人們所說的豪宅、別墅、多套房產、黃金地段、超大戶型等特征），已經隨著中國社會人口的不斷增加以及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而持續高速增值，這種增值也已經使這類房產的擁有者（及其繼承者）實際上可以取得由共享土地資源的其他人民轉移而來的財富。因此，有理由讓此類房產的擁有者通過繳納保有環節的房產稅來對沖一部分與之關聯的社會財富的不平均分配，并防止相關的收入分配、財產配置差距逐步擴大與極化。
從前述切入點對中國的現實情況進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兩個結論，這也是關于現階段我國在城鎮土地國有制下房產稅必要性的兩點重要認識。
第一，在經濟趕超戰略指導下已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中國，彌合二元經濟歷史過程所帶來的城鎮化高速發展時期，是中心區土地增值較其他發展時期更為迅速、因土地加速增值而造成的財富分配不均這一現象也更加凸顯的時期，我們已亟需得到保有環節房產稅的調節所產生的正面效應。
第二，中國目前對房屋土地使用權70年期滿后的自然續期，在《物權法》中已有原則規范。我們認為，無論從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還是從化解現階段民粹主義情愫不斷發酵的現實出發，對70年（有些地方是40年，甚至更短）土地使用權期滿情況的處理，都宜早作操作細則研究，以求把規范方案明白昭告而解疑釋惑、穩定預期。這種技術性細則的配套也具有給大眾“吃定心丸”的全局意義。在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方向上，繼續理順和完善省以下分稅制、降低間接稅比重而提高直接稅比重、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等要求都已十分迫切，因此努力構建并用好保有環節的房產稅收這一調節手段，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