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務院出臺的（《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簡稱金融“國十條”。最為核心的概念就是“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其政策含義就是當前國內貨幣政策回歸常態。而存量資金的盤活可通過資產證券化等方式來進行，增量資金主要投向新型消費品等領域。
金融“國十條”出臺之后，市場對此解釋很多，不少分析者都認為打響中國金融業存量改革攻堅戰，它將全面沖擊與影響中國金融市場的未來發展。不過，對于當前中國金融業的存量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并非只是提出一些新概念或實際可操作性的政策，而是要對當前中國金融市場的一些重要問題重新梳理。只要找到問題的核心，才能保證當前中國金融業的存量改革成功。否則，不僅可能會事倍功半，甚者國內金融市場還會重新回到原有的老路。
首先中國金融業存量改革的第一要義就是如何保證金融業為實體經濟服務。
那么，國內金融業為何會偏離實體經濟？最大問題就在于前幾年，無論是個人或企業等市場主體，過度使用現有的金融體系，使得其可能成為部分企業或個人暴富的工具。可以說，近幾年國內金融業所發生的許多事情都是這種核心價值的一種鮮明寫照。包括當前國內影子銀行的盛行、企業的資本運作、個人過度地利用銀行杠桿炒房等，都是這種過度使用金融體系的結果。
但是，從世界歷史經驗來看，任何一個國家靠信用過度擴張所實現的經濟增長，不僅會快速推高資產價格，形成資產泡沫，而這種泡沫最后一定會破滅并導致金融危機及經濟危機，并導致該國經濟全面持久的衰退。
中國早幾年經濟快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就是信用過度擴張的結果。比如，2008年-2012年銀行信貸增加35萬億元，社會融資總額增加65萬億元。這兩組數據分別是1998年-2002年的5.3倍和9倍。而整個金融體系信用如此過快擴張，必然導致資產的全面上漲，如北京房地產價格在近十年內價格上漲了十倍以上。而這種行為和觀念一旦大行其道，想要通過政策的小小調整或一定的制度改革去動搖這一根基并非易事，根基一旦形成，其他金融改革的效果就會被全面弱化。因此，當前金融存量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從根本上扭轉這種過度使用現有金融體系的觀念。
其次，金融“國十條”存量改革的重心應放在資產證券化、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以及一些金融市場及金融產品的創新上。即讓能對可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進行標準化盤活，增加金融機構的流動性，也可調整一些金融機構的資產期限錯配等。
不過，中國金融資產證券化已經試行十幾年，但是到目前都沒有真正發展起來。這是為什么呢？這既與國內金融機構管理的觀念有關，也與中國相關法律制度不足有關。如果房價在上漲，那么長期的住房貸款往往被國內商業銀行看作是最為優質的資產。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如何可能把這些優質資產拿出來跟他人來分享利益呢？
金融機構資產期限錯配只會通過其他的方式來解決。如果國內房價出現周期性的調整，銀行的住房貸款所面臨的風險就會逐漸暴露出來。在這個時候，金融機構是愿意把與住房相關的長期貸款證券化的。但是，這個資產的投資者會是誰？有人愿意進入這種高風險的市場嗎？特別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與資產證券化相關的法律與制度相當不足，這必然會導致這個市場根本沒有能力來保護弱勢的投資者。試想，美國如此健全的信用體系及法律制度，證券化市場也導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如果中國證券化市場不能夠從基礎性制度入手，就當前的制度條件下推出證券化市場，其風險一定會很高。而且它與當前政府對金融市場去杠桿化的初衷也是南轅北轍的。此外，鼓勵民間資產進入金融業及金融創新的情況也是如此。
第三，不少人認為當前中國金融業的存量改革要放在結構調整上，因為當前中國這種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金融市場結構是導致金融業無效率的關鍵所在。而且政府的“十二五”規劃也通過數字化的方式來規定未來中國金融市場結構要如何調整。
實際上，對于一國的金融市場來說，其結構完全取決于不同國家的信用制度條件。一個國家不同的信用制度及信用基礎也就決定了該金融市場結構的發展。因為，金融是對信用的風險定價。不同的信用就得有不同的金融產品及金融市場來應對，否則這些金融產品及金融市場是無法發展起來的。比如，美國與德國的金融市場，為何兩國的金融結構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就在于兩國信用體系及信用制度上的重大差異。對于中國來說，如果沒有形成有效的適應直接融資的信用體系與制度，而要去發展這樣一個直接融資市場，那么這個市場發展起來是不可能的。所以，對于當前金融業的存量改革，最為重要的不是所謂的結構調整，而是如何建立起現代金融市場所需要的信用體系與制度基礎，并在此基礎上來發展相適應的金融市場與金融產品。
所以，對于當前國內金融業存量改革，更為重要的是應該從體制改革入手，這樣才能建立真正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市場與制度，才能真正走出當前國內金融業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