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理由認定會爆發由美國退出QE引發的全球性危機。中國因熱錢流出而“被”危機應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密切關注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變化對我國經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在開放與風險防范之間找到平衡，防止國際國內金融不穩定的疊加效應，制定相應的保護性應急措施仍非常必要。
前摩根士丹利亞洲主席、耶魯大學教授史蒂芬?羅奇近日發出一篇《全球QE退出危機》，在激烈批評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QE）的同時，警示出現一場“全球QE退出危機”的
可能。無疑，若真出現“QE退出危機”，則美聯儲的“QE”自是罪魁禍首，不管美聯儲承認還是不承認。會不會出現“退出危機”，哪里會是高危地帶，中國會“被”“危機”等問題，在QE退出時間表越來越近的時候，確實需要認真面對。
可是筆者認為，現在沒有理由認定會爆發由QE退出引發的全球性危機。金本位解體以后的全球性區域性危機，都與美元制造的資產價格泡沫破滅有關。觀察上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債務危機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演變過程，QE退出危機的特征應表現為，當QE退出時，美元利率上升，美元升值，資本從其他國家大規�？焖倭鞒�，證券市場崩潰，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經濟增長大幅下滑，全球危機爆發。
確實，在美聯儲不斷釋放QE退出的信號后，最敏感的熱錢已開始反應，資本在證券市場一次次震蕩和下跌中流出。因為主要發達國家是危機策源地，經濟恢復至今復蘇乏力，所以持續了五年的四輪QE釋放的過量流動性，大量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因此QE退出的資本反向運作，主要是從新興市場國家流出。這在南非、巴西、印度、印尼等國尤為明顯。
但是，經濟學理論認為，只有當出現突發性的“黑天鵝”事件，造成熱錢大規模短時間恐慌性快速流出對經濟和市場產生突發的沖擊性影響時，
熱錢流出才會成為危機爆發的導火線。亞洲金融危機時泰國的遭遇就印證了這一結論。上世紀90年代中期大量熱錢流入泰國，推高房價造成巨大的空置率，“熱錢”敏感發現泰國經濟這只有縫的雞蛋，遂在證券市場上大量拋售本幣兌換美元后突然大規模流出，致使泰國房地產泡沫破滅，股市崩潰，外匯儲備告罄。不到一個月，多米諾骨牌效應引發亞洲金融危機。當前，QE還未正式退出，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呈逐漸流出態勢證券市場呈反復震蕩態勢，這些都是因應QE退出信息做出的調整，而非資本短期內大規模出逃態勢。這種超前的調整實際上有某種程度的緩沖作用，能起到避免突發沖擊性影響的效果。換句話說，經過這樣的緩沖，當QE正式退出時已不成其為突發事件，熱錢短期進一步流出的規模便大大縮小，不具備產生沖擊性影響的能量。而歐元與美元同屬國際貨幣范疇，一直呈現與各自基本面和危機變化態勢一致的相對常態升跌轉換，QE退出的信息已在常態轉換中被充分吸收，不會帶來歐元區資本流動的突變。也就是說全球不具備爆發QE退出的危機條件了。當然，如果美聯儲沒有提前釋放退出信號而突然退出，那樣的話，QE退出就是一個突發事件，全球危機爆發就是個大概率事件了。
不過，沒有全球危機不等于沒有局部風險。資本流出的提前調整不會帶來突發的資本流出引發危機，這是對于那些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國家和地區而言的。對于那些存在巨大經常賬戶赤字，必須依靠資本賬戶順差以達到國際收支平衡的國家，那就另當別論了。比如，印度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經常賬戶逆差大幅增長，資本流入成為維持近年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印度不能在QE退出之前這段震蕩期把不平衡的經濟結構調整過來，平衡收支的資本流入大多是“熱錢”性質而非直接投資就會持續流出，對結構調整的負面效應將會推波助瀾百害而無一利。若在QE退出的時候結構沒有完成調整，則資本繼續呈凈流出態勢，盧比會進一步貶值同時加劇經濟的不平衡，印度將面臨爆發經濟危機的高風險。實際上，印度尼西亞和其他經常賬戶高逆差的經濟體都面臨同樣的風險。QE退出有引發局部危機的可能。
就現在的情形而言，筆者認為，中國經濟應該不會像2008年那樣陷于“被”危機的窘境。首先，國內一致保持對熱錢流入的審慎態度，資本不允許完全自由流動，由此形成了一道防火墻，使QE釋放過剩流動性對中國的流入規模相對保持在一個可控的范圍。因此，QE退出導致的熱錢流出規模還不至于撼動經濟，也不至于引發證券市場的恐慌。其次，中國一直是貿易順差國。雖然近幾年受全球危機的沖擊以及因為經濟結構的主動調整的緣故，貿易順差有所收窄但仍保持在占GDP3％的左右的合理水平上，不存在需要資本流入以平衡國際收支的擔心。其三，熱錢流出規模與中國的巨大外匯儲備相比，不是一個數量級。因而，中國因為美國QE退出引發熱錢流出而“被”危機應是小概率事件。
當然，小概率事件的估計絕不等于不需要保持一份危機意識。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格局下，危機有傳遞效應。假如印度爆發危機，我國對印度的貿易，對印度的投資都會傳導到國內的相關企業和機構的損益上，進而反映在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上。我國與巴西、印尼、南非等面臨QE退出高風險的新興市場國家都有越來越密切的貿易投資往來。在QE退出漸行漸進的形勢下，密切關注國際貿易形勢和投資環境變化以及對我國經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制定相應的保護性應急措施仍是非常必要的。另外，QE退出最直接的影響是國際金融環境、金融生態、金融資本的流動的不穩定。如何在開放與風險防范之間找到平衡，防止國際國內金融不穩定的疊加效應，也是對我國金融政策和金融戰略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