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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死后要交遺產稅，似乎是普遍現象，據說世界上有114個國家都開征了這個稅種。所以，即使在中國開征，也沒有什么奇怪的。甚至按照某些人的說法，目前在中國開征遺產稅可謂名正言順、正當其時。
所謂“名正言順”，一曰開征遺產稅可以調節貧富差距，有利于實現社會公正；二曰開征遺產稅有助于人們確立正確的財富觀，有利于代際之間的公平競爭。而所謂“正當其時”，就是近30年來，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富人，為遺產稅準備了前提條件。而最最關鍵的是，在許多人眼里，這些早富者的財富并不那么純潔干凈，大多背負著尋租、壟斷、政商勾肩搭背等巧取豪奪式原罪。
遺產稅歷史悠久，聲名遠播。其名實之間值得言談之處甚多，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大多也是因歷史承襲之故而代代相傳，仿佛天生如此。
遺產稅最早產生于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出于籌措軍費的需要，埃及法老胡夫開征了遺產稅。近代遺產稅始征于1598年的荷蘭，其后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等國相繼開征了遺產稅。理由不外乎開征遺產稅可節約資本、平均社會財富、減少社會浪費、提倡勞動所得、增加國庫收入以及補充所得稅的不足等等。
其實，不論什么國家，富人總是少數，對少數人采取行動，道德上的優越感足以保證立法容易獲得成功。事實表明，在絕大多數非富之人眼里，富人不僅生時生活鋪張奢侈，死后還留下連城財富，這似乎非常不公。但是，在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國家，要對富人死后的巨額財富有所作為，只能從法律上打開缺口，而遺產稅是比較方便的手段。因此，自遺產稅降臨以來，就難脫“多數人暴政”的干系。人死不能復生，更不可能捍衛自己的權利。而在近乎“天上掉餡餅”的意識環境下，其繼承人也沒有更好的理據對抗遺產稅。
其實，那些堂而皇之的開征遺產稅的理由，并沒有得到實踐的充分檢驗。可以說，遺產稅的開征更在乎的是道德人倫，而不是其經濟邏輯的自洽性。不過，隨著時間的演進，歷史悠久的遺產稅的吸引力逐步減弱。尤其是近10年來，由于征稅成本太高，一些國家、地區出現了入不敷出的窘境而意欲廢棄遺產稅。距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早在2006年之后就停征了遺產稅。
近年來，中國開征遺產稅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對于中國而言，是否開征遺產稅，有兩點值得特別重視：一是因制度性遺漏造成的貧富不均問題能否通過遺產稅來解決。二是對于處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的中國而言，健全與完善私有財產保護有利于經濟發展，開征針對私有財產的遺產稅會產生極大的副作用。
改革開放至今，伴隨著國民財富增長的是貧富差距。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比較溫和的數據，中國的基尼系數也達到了0.47的高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分化的趨勢并沒有終止與轉折的跡象。雖然貧富分化不只是中國的現象，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歐美日以及香港等經濟體也素以分化著稱，但是，對于中國與域外的貧富分化，我們必須慎重處理，不可籠而統之。事實上，中國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場機制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行政壟斷與由此產生的大量尋租活動。因此，縮小貧富差距的路徑選擇應該是以強化市場力量與限制政府力量為核心的市場化的深入，而不是從結果的角度去消滅富人。這好比毒樹結了毒果，鏟除毒樹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不過，有關遺產稅80萬起征點的傳聞雖然只是少數幾個人的戲言，當不得真，但多少顯示了某些方面對待遺產稅的思路與邏輯。而已經實施了的個人所得稅最后變成了工薪稅的事實預示了遺產稅的可能結局。由此可知，那些希望借遺產稅縮小貧富差距的主張顯得多么的幼稚。
金字塔式的財富分布模式的根基在于對私產的保護和對創新與風險的激勵。比爾?蓋茨富甲天下，是美國政治經濟文化相互作用的產物，而這一切的核心在于對私有財產的嚴格保護。開征遺產稅的利弊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于走在市場經濟道路上的中國而言，弄清這一點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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