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各異的政府補助、補貼，是一些上市公司調節利潤的法寶。據統計顯示，在公布2014年半年報的上市公司中，有88.1%的上市公司收到政府補助，合計323億元，部分公司所獲政府補助甚至遠遠高于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
按理說，在產業結構轉型時期，政府對高新技術以及符合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產業進行補貼是合理的，然而數據道出了真相：大部分政府補貼資金流向了產能過剩的行業，受補貼的企業遍布制造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多數為國有企業。
難怪連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都忍不住多次疾呼“不要補貼，要公平”。
我國的財政補貼以調整產業結構為導向，主要投向對中小企業的扶持、節能環保產業和高科技創新的產業，涉及包括國家重大專項配套資金、國家產業振興預算內的專項補貼等。為了獲得補貼，上市公司千方百計鉚足了勁跟“創新、環保”掛鉤，最后的結果就是，不少企業的業績因為補貼扭虧為盈了，那些瀕臨退市的ST們也因為政府的“雪中送炭”而幸免于退市。
資本市場本應該充分發揮其資源配置的功能，通過優勝劣汰、大浪淘沙式的競爭將盈利能力不足，業績差的企業淘汰，留下優質的企業。但如此常態化、大面積的財政補貼，卻“扮靚”了公司業績，成為上市公司的“靈丹妙藥”，延緩企業退市時間，對資本市場的可持續性發展造成了嚴峻的挑戰。
殊不知，烏鴉即便整容成了鳳凰，其本質未變，授之以魚并非授之以漁，當伸手要錢成了慣例，嗷嗷待哺成了常態，企業創新能力就成了擺設，補貼也變成了理所當然，這些拿著補貼“成長”起來的企業們最終只能靠政府扶著走，與市場越來越遠。
政府補貼本是救急救難，讓該發展的企業和產品發展起來，讓一時囊中羞澀的成長初期企業得到政策紅利，但實際上實施起來有那么些變味。一方面，上市公司需要拿著補貼去撐門面，另一方面，當地政府也要靠上市公司裝體面，一般來講，上市企業就是當地政府的一張響亮的“名片”，利于進一步招商引資，同時也會提供舉足輕重的稅收，若補貼的是國企，那便更好了，可以解決不少人員的就業問題。就是這種看似“共贏”的思想作祟，才會讓地方財政愿意慷慨解囊鼎力相助，這也就出現了開頭的那一幕，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拿到了補貼款項。
需要強調的是，筆者并不反對政府補貼，補貼的好處顯而易見，諸如調節社會供求平衡，配合自然壟斷領域的管制價格等。但是面對如此大面積的財政補貼比例，其確實影響到其它非補貼行業企業的公平競爭，影響市場資源配置的功效，需要引起管理層及投資者的關注。高補貼說明相當部分的財政支出沒能有效發揮“二次分配”價值，補貼企業要么是“兩桶油”之類高利潤企業，要么是連年虧損理當退市的企業，高補貼可能在讓此類公司粉飾報表的同時，更構成嚴重的不公平競爭，實力更強的企業，反而享受了更低的實際稅率。
如何減少外力干預的財政補貼，做到讓市場之手來推動市場健康發展已是當今資本市場的重要課題，財政補貼式的中國上市公司運營路徑需要打破，要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何不在此學學國際經驗，政府用一定資金買入企業股份，當企業恢復盈利能力之后，政府再出售股份，收回資金，通常時間不長，也不會介入太深。由于政府資金有保底的考慮，所以政府在買入時也會再三考慮對企業業績進行仔細甄別，既能提高資金運用效率，也能鼓勵企業在市場化競爭浪潮中不斷革新爭取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