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起,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將大力打擊利用互聯網和手機軟件從事非法運營的社會車輛。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多個軟件提供的部分“專車”服務,實際上是變相為乘客提供黑車。這是北京首次公開認定私家車通過打車軟件拉活屬于非法運營。(1月7日《北京青年報》)
出租車的“份子錢”問題,一直是困擾出租車行業的一個重要癥結。如今,隨著各式打車軟件與“專車”的出現,原本就稍顯緊張的出租車司機與車管部門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凸顯。不過,新的形勢看似對原有的半壟斷性質的出租車行業秩序造成了沖擊,實質上卻為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指明了路徑。
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弊端,已無須贅言。正如人民日報近日在題為《是取消出租車公司暴利模式的時候了》的評論中指出:按說,出租車行業應該是“兩頭甜”的圖景,打車需求旺盛,出租車供應滿足需求,司機群體收入不菲。然而,事實上,“兩頭甜”沒看著,光看見“兩頭難”了——乘客不滿意服務,司機不滿意收入,行業的畸形發育顯而易見。
不可否認,針對上述現象,無論是出臺出租車行業“國標”,還是各地在“份子錢”上做出一定調整,都可以看出一種改善的努力。但時下有些地方的主管部門的種種應對舉措,卻并未跳出出租車公司暴利模式的窠臼,出租車行業的半壟斷性質也并無根本改變。由此也就決定了,無論是在服務上還是在利益分配上,這種微調模式都難以給整個行業帶來積極改變。
在這種背景下,打車軟件與“專車”的出現正逢其時。一方面,其差異化的服務彌補了傳統出租車行業服務供給的不足;另一方面,不少出租車司機的跳槽表明,其提供了一種更優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此正好彌補了傳統模式中的“兩頭難”問題。
當然,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其在初始階段難免存在不足,但是必須看到,在互聯網金融背景下誕生的打車軟件與專車形式,有別于行政力量設計的改革路徑,它們屬于一種自發的市場新興力量,其本身即代表了一種時代趨勢,有其必然性。如果一味延續舊的管理思維或限于利益掣肘,只看到其暫時性的不足就予以打壓,而非以一種接納與順應的態度來完善與疏導,不僅會延誤出租車市場發育的時機,更會增加改革的成本與代價。
如果說以往談到出租車行業改革,在討論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時,往往因各種限制而不置可否,有其客觀上的原因,那么,如今市場力量自發生長而帶來的新局面,可以說已經提供了現成的改革路徑。相關部門只要順應這種大趨勢,促進監管的配套升級,即可實行平穩過渡,將各方影響降到最低。在公車改革的背景下,推進“專車”模式的良性發展,還有可能具有更大的社會價值。
不難預見,隨著互聯網的縱深發展,受之影響、面臨重塑壓力的行業將越來越多,出租車行業只是其中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到底是順應市場化潮流,借勢推進改革,還是依然固守利益,無視時代發展的大勢所趨與公共利益,不惜以強制手段來延緩這種趨勢,孰優孰劣,并不難判斷。畢竟,在市場觀念深入人心的當下,不能讓新興的市場力量委曲求全來適應滯后而僵化的監管體系,已是不言自明的常識。關鍵在于,有關各方能否有尊重常識與市場的勇氣。
最后,仍請銘記人民日報在前述評論中的告誡:市場的事,應該由市場說了算。隨著矛盾的深化,應該是逐步打破出租車號段控制,取消出租車公司暴利模式的時候了,這才是讓司機和市民都受益的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