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實現了溫飽型小康以后，城鄉居民在“吃、穿、用”等方面的需求已得到比較充分的滿足，但在教育、文化、醫療、居住、交通、通訊、體育和娛樂等方面的需求依然差別甚大。城鄉差別主要表現在城鄉居民對這些消費需求方面的滿足程度上的差別，不同層級的城市差別也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
●解決“住、行、學”方面的供求缺口，對我國經濟未來幾十年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力度將是巨大的。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科技進步過程中，人們在“住、行、學”等方面將呈現出持續的新需求。
●“住、行、學”的主要消費對象和消費條件尚有較大供求缺口，但它們的經濟效益卻明顯低于大部分產品已處于供過于求的制造業，這種狀況與市場機制的內在機理之間存在著邏輯矛盾。引致這種矛盾的主要成因在于體制機制的制約。
2000年以后，隨著溫飽型小康的實現，城鎮化成為推進我國經濟發展、經濟結構調整和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一個主要機制。中共十八大報告，將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并列為實現全面小康的主要經濟社會載體，強調“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也是推進城鎮化建設的根本目的。
社會發展需要新型城鎮化
從根本上說，地理區位、戶籍制度、人口聚集程度和產業特征等不是決定我國城鄉差別的最主要的經濟社會條件。另一方面，人們的消費需求差異也不是決定城鄉差別的最主要社會條件。不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在滿足“吃、穿、用”需求外，也都有著教育、文化、醫療、居住、交通、通訊、體育和娛樂等方面的需求。
我國城鄉差別實際上來自于滿足居民消費需求在供給程度上的差別。從消費需求看，2000年實現了溫飽型小康以后，城鄉居民在“吃、穿、用”等方面的需求已得到比較充分的滿足，但在教育、文化、醫療、居住、交通、通訊、體育和娛樂等方面的需求依然差別甚大（在一些偏遠或落后地區甚至連最基本的中小學教育、最起碼的醫療條件等都顯得匱乏）。黨的十八大報告、十八屆二中全會公報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中都將“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列為民生工程的主要內容，并強調這些內容是“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以此來看，城鄉差別主要表現在城鄉居民對這些消費需求方面的滿足程度上的差別，不同層級的城市差別也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
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們將這些消費內容簡稱為“住、行、學”。其中，“住”的內容包括住房（如質量、結構和設施）和居住條件（如自來水、天然氣、供電、閉路電視和寬帶網等）等方面的供給狀況和消費條件；“行”的內容包括醫療、保健、道路（如公路、高速公路、城鐵、地鐵和高鐵等）、通訊等方面的供給狀況和消費條件；“學”的內容包括教育（學歷和非學歷教育）、文化（如影視、藝術和各種演出）、體育和娛樂等方面的供給狀況和消費條件。毋庸贅述，在這些方面，不僅城鄉居民之間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差別，而且城鎮居民之間也存在著明顯差別。從這個意義上說，城鎮化不僅涵蓋了農村居民，而且涵蓋了城鎮居民，使他們在“住、行、學”方面的需求得到滿足。
新型城鎮化的“新”在哪里？與西方國家和一些發展我國家的城鎮化過程相比，我國的城鎮化之“新”有三層含義：第一，它以滿足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從“吃、穿、用”向“住、行、學”升級為基本導向，因此，這種城鎮化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根本要求，是真真切切的民生工程。第二，它是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帶有明顯主動推進的戰略性舉措，這種城鎮化體現了人類的主觀能動性，是一種建立在認識世界基礎上的改造世界的工程。第三，它在深化體制機制改革中展開，不僅是一個資源按照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重新配置的大調整過程，而且是一個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有著決定性意義的系統工程。
新型城鎮化將支撐可持續發展
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能力，是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必須著力考慮的一個關鍵問題。根據數據分析，一些人認為，2000年以來，我國服務業（或第三產業）的經濟效益只有制造業的3/4（甚至更低），由此，強調隨著城鎮化建設的展開，我國經濟的可持續能力將持續降低。一旦這種情形成為現實，不僅城鎮化的進程將受到嚴重影響，而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將受到嚴重影響。
西方增長經濟學主要從供給角度研究了資本、勞動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創造GDP中的貢獻率和潛在經濟增長率等問題。但在實踐中，任何的市場總由供求雙方的交易所形成，由此，僅僅討論供給狀況是不夠的。在調整經濟結構中，尤為如此。從一種產品（或服務，下同）看，假定生產的供給能力為120、需求僅有100，在不考慮需求彈性和由出口引致的需求空間擴大的條件下，這種產品的增長空間已接近為零；與此不同，如果一種產品的供給能力為30、需求為100，則這種產品的生產供給能力的擴大至少還有70的空間（雖然它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填平這一供求缺口）。一種產品的增長空間是如此，各種產品的增長空間也是如此。這說明了，經濟增長的空間實際上是由產品的供求缺口決定的。
在我國經濟發展中，1998年以后95%以上的“吃、穿、用”等消費品就已供過于求。形成了買方市場，出現了產能過剩。這意味著，繼續擴大以“吃、穿、用”為主要內容的生產能力和產業鏈面臨著市場飽和所形成的嚴重約束。與此相比，“住、行、學”的消費對象和消費條件，就總體而言，在全國各個地方均有著較大的供求缺口。由于“住、行、學”的單項消費在價值量上較多地大于“吃、穿、用”，同時，“住、行、學”的需求彈性大于“吃、穿、用”，所以，這些方面的供求缺口對經濟增長可持續能力的支撐力度明顯地高于“吃、穿、用”。如果是，為了解決13億人口的“吃、穿、用”方面的供求缺口，我們曾在幾十年時間內以GDP增長率的高位運行表現出了我國經濟巨大的增長潛力的話，那么，解決“住、行、學”方面的供求缺口，對我國經濟未來幾十年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力度也將是巨大的。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科技進步過程中，人們在“住、行、學”等方面將呈現出持續的新需求。這決定了，以“住、行、學”為主要內容的城鎮化發展，在建設民生工程的同時，將持續支撐著我國經濟的健康穩步發展。
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推進城鎮化建設
長期以來，服務業的經濟效益低于制造業有著多方面的成因：第一，在現有體制機制安排下，在用地成本、水電燃氣等價格和稅收及其他相關收費等方面，商業、餐飲、賓館等服務業付出的成本高于制造業幾倍乃至幾十倍，由此，在按照銷售利潤率（或資產利潤率）計算的條件下，這些服務業的經濟效益不免低于制造業。第二，在教育、文化、體育和媒體等尚未充分按照市場機制的要求展開經營運作的條件下，這些服務業的經濟效益很難與已基本展開市場化運作的制造業直接比較。第三，在繼續貫徹公益性取向的條件下，醫療、保健、城市交通（如公交、地鐵等）等的價格中包含較大比例的財政補貼，屬于非市場價格范疇，因此，這些服務業的經濟效益很難與制造業直接相比。
“住、行、學”的主要消費對象和消費條件尚有較大供求缺口，但它們的經濟效益卻明顯低于大部分產品已處于供過于求的制造業，這種狀況與市場機制的內在機理之間存在著邏輯矛盾。引致這種矛盾的主要成因在于體制機制的制約。一個突出的現象是，諸如教育、文化、媒體、醫療、保健和體育等中大部分服務迄今依然以公益性為基本政策界定，忽視了由城鄉居民多層次消費結構所需求的多層次市場供給格局的發展要求。
以大學教育為例，2013年高考報名人數為939萬人，計劃招生人數大致為698萬人，高考錄取率達到75%左右。就此而言，毫不遜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如果2014年的高考學生年齡為18歲，那么，1996年我國新出生的人口大約為1522萬人。按此計算，高考報名人數占1996年新出生人口數的61.69%，高考錄取數占1996年新出生人口數的45.86%。這意味著，2014年有583萬人沒有參加高考報名。從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的40多年歷史看，引致這種情形長期發生的主要成因在于，高考計劃招生數量上的行政管制和財政性投資辦學體制機制的約束。教育是一個多層次的體系。它可分為政府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和按照市場機制運作兩種類型。從各層次學歷教育來看，小學到初中屬于義務教育范疇，應由政府公共服務均等化覆蓋，在這個范疇內，不存在市場機制運作問題；但高中以后的教育，尤其是大學本科以后的教育，就應逐步提高按照市場機制運作的程度。如果說本科生中還需要有一定的比例實行財政補貼方式（如公立高校或財政補貼學生）以滿足低收入的城鄉居民家庭子女入學就讀的話，那么，研究生的教育就應基本實行按照市場機制運作的方式。在各種盤根錯節的關系尚難理順的條件下，面對存在嚴重供求缺口的教育市場格局，可先從最高端（如博士生階段的教育）的需求展開市場方式的運作，由此，展示按照市場方式運作教育服務的經濟效益。
從高端服務業起步展開市場化運作，在緩解供求缺口矛盾的同時，展示服務業的經濟效益，這一路徑選擇對于文化、媒體、醫療、保健和體育等也是可以考慮的。在此條件下，隨著高端供求缺口的緩解，市場方式的運作逐步向高中端、中端和中低端等層面展開，多層次的服務市場體系將在推進中形成。城鎮化中的新的經濟增長極也將展現它在支持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巨大潛力。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