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我國經濟運行中呈現產業結構趨于優化，工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節能降耗不斷推進，創新創業不斷增加，新技術、新產品和新商業模式加快形成等積極態勢。
●經濟下行尚無明顯筑底跡象。從先行指標看，國家統計局和匯豐銀行兩個制造業PMI均連續半年左右在50附近徘徊，盡管非制造業的兩個PMI略高于制造業，但近期也連續呈現向下態勢，表明經濟景氣程度和企業對未來一個時期的預期不夠樂觀，經濟下行壓力近期難以根本緩解。
●政府作用主要是把握好邊界和方式，根本上政府還是要圍繞保障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行事。為此，既需要明確政府介入的重點領域，也要有近期調控政策和中長期改革舉措相配合。政府作用的著力點在于，加大周期長、利潤薄的基礎設施等投入，通過稅收優惠、維護市場秩序等鼓勵新行業和升級需求發展。
2015年一季度經濟增長7%，處在年初確定目標區間。與此同時，雖然經濟運行中不乏就業穩、能耗降、結構優等亮點，但從三駕馬車、產業和區域等角度看，經濟下行壓力大仍是主要矛盾，伴隨的通縮和金融風險有所上升。關鍵原因在于：中國經濟正處在“銜接期”，一些傳統產業、傳統模式和增長點支撐能力消退，新的產業、新模式和新增長點還沒有銜接到位。政策不調整將形成下滑慣性，影響市場信心。調整政策則需要防止政府干預甚至誤導市場。應在發揮市場機制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補位、引導和營造市場環境的作用。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是主要矛盾
近兩年，我國經濟運行中呈現產業結構趨于優化，工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節能降耗不斷推進，創新創業不斷增加，新技術、新產品和新商業模式加快形成等積極態勢。這些態勢今年以來仍在延續，一季度，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51.6%，比上年同期提高1.8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高8.7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1.4%，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5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快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個百分點，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61，比上年同期縮小0.05；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同比下降5.6%；城鎮新增就業320萬人，調查失業率5.1%左右。
盡管如此，下行壓力加大仍是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最突出問題。首先，主要經濟指標都呈現連續下滑態勢。GDP增速連續兩年多下滑，目前已經降至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其中，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速降至近2-3年的低點，第二產業增速降至6年來的最低點；投資和消費連續2-3年下滑，目前都已經降至21世紀初的水平，外貿發展波動加大，雖然順差依然大有利于經濟增長，但出口絕對量間或下降；居民收入增速穩中趨落，政府財政收入增速回落至零附近，工業企業利潤時隔兩年再次下降，傳統制造企業經營困難，外遷甚至破產倒閉現象不斷出現。
其次是經濟下行尚無明顯筑底跡象。從先行指標看，國家統計局和匯豐銀行兩個制造業PMI均連續半年左右在50附近徘徊，盡管非制造業的兩個PMI略高于制造業，但近期也連續呈現向下態勢，表明經濟景氣程度和企業對未來一個時期的預期不夠樂觀，經濟下行壓力近期難以根本緩解。這種經濟壓力在物價水平方面也得到印證，國民經濟各環節主要價格基本都在下跌，投資品價格、工業原材料購進和工業品出廠價格、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都持續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CPI雖然仍增長1.4%，但受需求不振、上游環節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低影響，未來仍有物價繼續下行甚至陷入通縮風險，不利于經濟發展信心增強。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經濟總體下滑的態勢還將延續。
再次是經濟運行中風險點有所增加。從金融角度看，一方面是貨幣政策環境改變，金融環境趨于收緊，外匯占款余額減少和同業資金運用減少，導致貨幣派生放緩，一季度M2僅增長11.6%。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后銀行一度將信貸大量投向煤炭、鋼鐵、建材等傳統行業，這些行業長期產能過剩，價格下行，銀行信貸資產質量惡化。房地產行業價格快速上漲期，不僅大量資金通過信貸、信托、理財等渠道涌入，而且房地產業成為其他行業企業貸款的重要抵押物，保守估計，2014年底房地產直接和間接相關的融資規模占比在60%左右。目前房地產供求區域平衡，房地產價格難以繼續大幅上漲，甚至部分地區呆壞賬集中爆發。此外，中央提出的用以置換過去地方債務的一般債、專項債和PPP三種模式中，前兩者規模受限，PPP目前制度不完善，對社會資本吸引能力有限，地方債務償還高峰已過，壓力不容忽視。更重要的是，經濟越是下行這些風險點爆發的可能性越大。
中國經濟正處在“銜接期”
中國經濟之所以面臨如此局面，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社會的各方面都處在“舊破新待立”的“銜接期”，經濟增長缺乏規則、產業、動力和金融的支撐。
一是舊規則已破新規則不清。十八大以來，八項規定、作風建設和高壓反腐持續深入推進，過去多年形成的政商非公開交換關系，GDP指揮棒導向下的政府競爭的關系基本已經打破。新的公開透明、邊界清晰、多元平衡的政商關系和政府間關系尚未完全建立，或者雖然新規則建立但很多政府官員不能適應，影響推動發展的積極性和效果。
二是傳統產業過剩現代產業尚不成熟。我國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中后期，煤炭、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具有趨勢性，而且大量國有企業從事上述行業，缺少經營不善退出市場的制度規范和支撐兼并重組的金融服務。上述行業產能利用率都在70%左右甚至更低，明顯低于行業合理水平。盡管互聯網、智能制造、新能源等戰略新興產業代表未來發展方向，但由于技術、制度、資金支持等原因，應用范圍和對經濟的帶動作用有限。目前，高新技術產業、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等占全部工業比重僅有10%多一點，還難以完全彌補傳統產業留下的空白。
三是過去的增長點下滑新增長點尚不清晰。從區域看，過去主要依靠的東部沿海地區支撐全國增長，隨著出口受阻，傳統制造業外移，環境約束強化和生產要素的轉移，東部地區增速普遍下滑，上海甚至取消了GDP增長目標。同時東北老工業基地和山西、內蒙古能源資源主產地經濟增速不斷探新低。四川、重慶、新疆等地經濟發展態勢相對較好，但體量有限。從市場主體看，大中型國有企業經營效益顯著下滑，一季度，國有企業利潤大幅下降，工業增加值增速不足2%。創新創業帶來的新登記注冊企業數持續快速增長，但是對經濟的支撐作用還遠不夠明顯。從發展方式看，過去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帶動經濟，投資效率下降和外部需求不穩情況下，傳統發展方式遇到瓶頸，需要繼續尋找高效率的投資方式和投資領域，以及擴大國內消費需求。
四是傳統金融不足現代金融制度有待完善。實體經濟離不開金融支撐，越是經濟轉型升級期越是如此。長期以來我國以銀行等間接融資為主，在資金配置過程中行政力量有余市場力量不足，順周期現象明顯。在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和經濟下行等背景下，銀行資產承壓且無法滿足企業多樣化、低成本、高效率的融資需求。以股票、債券、VC、PE等為代表的融合多種金融形式，打通儲蓄和投資通道的現代金融制度還不夠健全，盡管近期股票市場持續上漲，但總體看現代金融服務對資金供求雙方的吸引力還比較有限，這成為經濟“銜接期”的金融約束。
渡過“銜接期”需政府發揮作用
從經濟規律和產業運行周期看，目前的“銜接期”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經階段。度過“銜接期”需要政府發揮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營造市場環境維護市場秩序的作用，但政府作用主要是把握好邊界和方式，根本上政府還是要圍繞保障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行事。為此，既需要明確政府介入的重點領域，也要有近期調控政策和中長期改革舉措相配合。
“銜接期”重點依靠三類需求穩定經濟發展。我國過去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是房地產、基礎設施和制造業出口。當前，房地產供求基本平衡、出口競爭優勢、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穩定經濟增長主要靠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社會發展短板的基礎設施投資，如中西部地區公路、鐵路，城市地下管網、電信設施等；二是居民消費升級的需求，如汽車和新能源汽車，智能家電、旅游、保健、教育、互聯網+等，三是為解決社會發展遇到問題而衍生的新需求、新領域，如養老、清潔能源和環境保護、“一帶一路”等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其中，政府作用的著力點在于，加大周期長、利潤薄的基礎設施等投入，通過稅收優惠、維護市場秩序等鼓勵新行業和升級需求發展。
近期調控，政府政策要更加精準。財稅方面，要加大對城市地下管網、高速鐵路、重大水利工程、“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重要交通樞紐等的建設投入；進一步規范收費，制定更加清晰簡便可操作的減免稅實施辦法，為創新創業減輕負擔；通過規范地方債務建立規范完善、公開透明的地方政府舉債機制，為地方政府參與建設提供融資。金融方面，進一步適度降息、降準，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引導利率下行，為加速金融結構調整、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創造環境；完善銀行不良資產分類處置制度，使僵尸企業退出市場；人民幣適度貶值，在助力出口和人民幣走出去之間保持平衡。貿易政策著力降低貿易的稅費和時間成本，提高商品流通效率；抓住大宗商品價格下行機遇，加大戰略性商品進口力度。行政管理方面，推行一站式和網上政府服務，限時辦理涉及企業登記、經營、變更和退出等各項事務；運用大數據建立完善的企業誠信系統，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中長期改革，要積極推進確保落實。財稅方面，在均衡政府和市場、不同層級政府關系原則上，盡快推進預算、稅制和地方債等改革；完善PPP制度，確保私人資本與政府平等合作中有利潤、受保護。金融方面，通過利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處置不良資產等渠道，調整社會儲蓄在金融行業之間的分布；繼續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方便企業低成本直接融資，豐富社會資金的投資渠道；完善各類要素流通的基礎設施、制度建設和金融支撐等。市場環境和秩序方面，盡快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失信企業責任追究制度，市場準入和監管規則統一制度，降低企業和居民打官司成本。政府改革要以點帶面，抓住河南警察罵人、國務院確定事件部委拖延、“網速慢網費高”等典型事件，研究政府內部引入競爭、精簡機構和人員、用質量和結構彌補人口紅利缺口等改革，研究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改革，最大限度保障各類企業公平競爭；完善低成本監督政府行為和自然壟斷行業的制度，讓企業和居民成為改革是否到位、舉措是否有效的評判人。
（作者為清華大學研究員、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青年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