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測評、官員的績效考核能改變環保“不可量化”的“缺陷”，法制監督和大眾監督再大大提升環保績效的“能見度”，以環保為政績的治理觀念就有望產生。
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以九部分三十五條的篇幅建構了近期我國生態建設的綱領，并首次將“綠色化”與“新四化”并舉。其中，關于“健全政績考核制度”和“完善責任追究制度”的論述尤為引人注意。
《意見》提出，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大幅增加考核權重。同時，建立領導干部任期生態文明建設責任制，完善節能減排目標責任考核及問責制度。對于造成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的，要記錄在案，“實行終身追責”。這一規定如果真能成為剛性約束，將成為生態治理的重要抓手，甚至帶動整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成型。
為何這么說?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人與自然關系日益緊張——泛泛說來，中國目前的這些問題是現代國家都曾遇到過的生態之檻，但深究起來，卻是野蠻的增長方式與畸形政績觀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一個大政府社會里，地區環境的惡化，與其同級政府和幾代主政官員之間有著直接的因果聯系;而環境治理問題，深層上則是一個地方的發展方式和政府角色問題。
更何況，良好的生態環境意味著清潔的空氣、干凈的水源、安全的食品、豐富的物產，本身就是一種公共產品，理應由社會治理主體提供。這既是政府的重要功能，也是其存在的基本原因。從先發國家的經驗來看，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當然需要形成一種全民價值，需要更多的公民養成垃圾分類、節約水電、循環利用的習慣，但更重要的則是“拎得清”主要責任、“擺得正”獎懲機制，確立不同社會群體的義務、樹立污染者補償的原則。具體到中國的語境當中，則意味著，先要弄清楚誰決策、誰評估、誰監管、誰執法，并由此形成一條環環相扣的治理鏈條。
前兩年，中央曾探索“以獎勵代補貼”的方式推動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治理工作，此次的《意見》又確立了“終身追責制”和“生態文明建設責任制”，兩相結合，獎懲制度體系已經在逐漸完善，或可推動一種環保型政績觀的出現。眾所周知，環保和治污之所以在地方工作中屢被邊緣化，原因就在于這個工作不可量化、能見度低，不能在一定周期內兌現為地方發展成績和地方官員政績，從政府機構到施政者都缺乏做這件事的動力。如果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測評、官員的績效考核能改變環保“不可量化”的“缺陷”，法制監督和大眾監督再大大提升環保績效的“能見度”，以環保為政績的治理觀念就有望產生——一旦這個沖動有了，環保執法會自然硬氣起來，其他生態文明制度的建立也會更加順理成章。
《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展現了環境治理規劃的全面和系統，未來，人們更希望看到，這個意見能將碳排放量、PM2.5濃度、一類水質比例這些細小卻重要的規則帶入地方發展的測評，帶入地方主政者的政績觀。先有政績觀的“綠色化”，才有經濟社會發展全程的綠色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