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發現，各地食品溯源體系標準不一，由企業自建的食品溯源平臺缺乏監管，變相衍生出了借助溯源碼魚目混珠、以次充好的亂象。有的食品張冠李戴，亂貼追溯碼;部分原產地品牌的溯源碼，變成了企業的牟利工具;消費者能查到的溯源信息也是參差不齊。更有甚者，企業提供追溯碼的定制服務，200萬個起定制，價格為0.02元～0.08元/個，產地等追溯信息卻完全由定制方自行掌握。(《新京報》6月23日)
從記者調查的情況來看，在我國食品生產經營市場上剛剛誕生的質量追溯碼“先天發育不良”，種種亂象使得其“生而無信”。
食品質量追溯體系起源于歐盟，2000年，歐盟為了防御“瘋牛病”出臺法令，要求在歐盟及各成員國務必建立牛肉產品溯源系統;2002
年，歐盟進一步規定，從2005年1月1日開始，唯有完全具備可追溯效力的食品，才能在歐盟各國上市銷售或進口到歐盟各國市場。
食品質量追溯體系的建立，使得食品從“農田到餐桌”的“前世今生”可查可知，既讓消費者買得放心、吃得放心，也更便于食品安全監管。食品溯源的超強功能在2004年曾得到了充分展示，當年8月，荷蘭國家食品監管部門從一家農場的牛奶中查出二惡英超標，他們通過溯源系統很快查明，這是因為奶牛吃的土豆皮飼料被二惡英泥土感染了;隨之，歐盟又很快查明荷蘭、比利時、法國、德國有200多家農場使用了被感染了的土豆皮，主管部門迅速查封了這些農場的牛奶，使受二惡英污染的乳制品未流入到消費者手中。
10多年來，世界上很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紛紛出臺了食品安全溯源的相關法律制度。在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中，食品安全溯源制度并非空白，《動物免疫標識管理辦法》《農業品質量安全法》等都有相關的規定。尤其是今年4月剛剛修訂的《食品安全法》，第42條明確提出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建立食品安全追溯體系，保證食品可追溯。
然而，食品安全追溯體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來的，盡管我國法律明確了食品安全追溯體系建立的主體是食品生產經營者，但在我國社會誠信度還不高的現實環境下，食品生產經營者對此的主動性不夠、可信度也還存疑，因而監管的積極介入是必須的。相關職能部門既要監督生產經營者建立食品安全追溯體系，更要通過監督確保追溯體系中信息的準確與完整。
新《食品安全法》同時規定，國家鼓勵食品生產經營者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產經營信息，建立食品安全追溯體系。但是從當前的現狀來看，不少商家利用二維碼等信息技術手段在食品包裝上標識食品追溯碼，其根本目的并非為了接受監管，而是拿食品追溯碼當經營噱頭，騙取消費者的信任，嚴重損害了食品追溯碼的公信力，讓消費者更加無所適從。
要防止食品追溯碼變“愚人碼”，不至于“生而無信”，一方面，應當對那些利用食品追溯碼魚目混珠、張冠李戴欺騙消費者的行為，依法予以嚴懲，該罰款的堅決罰款，該吊銷生產經營執照的堅決吊銷，該判刑的堅決判刑，決不能姑息，對那些從事追溯碼“私人定制”業務的，應當以共同違法論處;另一方面，應當從國家層面制定食品追溯碼的管理辦法，明確追溯碼管理者的責任，建立追溯碼報備制度，規定追溯碼失真的法律責任。
目前，我國食品追溯碼存量并不大，暴露的問題卻不小，表明監管還處于真空狀態，這種現狀必須抓緊扭轉，防止食品安全領域“失信”的病毒向新生的食品追溯碼入侵、滲透，呵護其健康發展，讓作為食品安全追溯體系重要的外在表現形式——食品追溯碼，能夠被信任。這應該成為新形勢下食品安全監管的一個重要領域，趁早規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