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實體經濟仍具有諸多不確定性，基于流動性風險和資產質量的權衡，銀行會理性放款，因此并不具備大規模信貸投放的可能性。金融改革深化將助推銀行業加快自我約束與經營轉型，信貸投放高效化和資產負債結構合理化將成金融業新常態。
取消存貸比是我國金融改革大戰略中重要的階段性舉措，為銀行業開辟了更為廣闊的改革發展空間。
存貸比在1995年被正式寫入《商業銀行法》。在實施初期，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存貸比作為一項簡單有效的監管指標對我國銀行業資產監管與風險控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20年過去了，我國商業銀行運營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常通過委托、委貸和同業代付等擴大表外業務來繞過存貸比，增加了監管難度和金融風險。作為表層監管指標，存貸比已難以反映流動性狀況，無法適應利率市場化下銀行負債成本加速上行的現實。
此外，存貸比硬性約束造成銀行業逆向選擇，引發高息攬儲、存款沖時點、資金掮客等亂象，推高融資成本，削弱了存貸利率對銀行信貸供求的測度能力。存款量作為反映銀行存款市場份額的核心指標，迫使銀行周期性突擊購買存款，催生大批資金掮客。而披露時點一過，突擊性存款稍縱即逝，這樣的資金配置扭曲和利率周期性反常波動，放大了金融風險。
由于商業銀行競爭加劇，為追求資產規模和市場占有率，存款沖刺造成資金大進大出，使貨幣供給難以有效測度，不利于貨幣政策精準操作。就理論而言，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低于25%時，受75%存貸比制約，變動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僅能調控銀行體系的流動性，而不能有效調節銀行貸款，75%硬性存貸比使貨幣乘數受到剛性約束，對貨幣政策傳導形成梗阻，削弱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政策效果。就實際操作而言，存貸比無法就宏觀形勢相機調整，當流動性匱乏時，貨幣寬松政策就會與存貸比監管發生沖突，對貨幣寬松目標形成抑制。
可見，在存貸比所反映的銀行資本狀況已名不副實，而針對存貸比的替代性風險監控與保障體系已初步形成的新環境下，取消“存貸比”，能充分使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優化金融傳導機制，提高銀行的信貸資金裁量權，從而降低利率市場化對銀行業的沖擊，為利率市場化改革鋪平道路。另一方面，取消“存貸比”，還能促進資金加速流入實體經濟，激發國民經濟微觀活力，緩解經濟下行壓力，但不會引發大規模信貸擴張。
今天，基于我國銀行業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銀行在存款與貸款比例上理應獲得更靈活的自主權。長期信貸管制造成利率高居，使利率市場化基本條件難以具備，而貸款管制和債市門檻導致利率傳導不暢，對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和降息亦形成梗阻。放開存款利率，其前提就是解除銀行信貸管制。而只有取消存貸比，銀行才能獲得降低貸款利率的空間，形成有效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引導金融資產合理定價，加快金融資源優化配置。隨著利率市場化穩步推進，今后應積極發展債券市場，打通信貸市場和債券市場界限，破除利率聯動的多重阻隔，切實使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應注意的是，取消信貸比對利率市場化下銀行業資產質量了更高要求，中小銀行或將面臨更高風險溢價等多重考驗。
相對于大型商業銀行，中小銀行觸及存貸比上限則更為多見。相關數據顯示，我國四大行存貸比約為65%，而很多信貸投放較為積極的中小銀行則已達75%上限。取消存貸比為中小銀行信貸投放釋放了更多操作空間。由于中小銀行貸款主要投向中小企業、三農和消費領域，這必將促進中小企業和三農等實體經濟發展，最終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當然，職能部門也應采取積極措施，加大對中小銀行政策扶持，逐步提高其吸儲和抗風險能力，增大放貸空間，穩步化解中小企業融資困境。
就當前經濟形勢而言，實體經濟仍具有諸多不確定性，信貸市場有效需求萎靡，基于流動性風險和資產質量的權衡，銀行會理性放款，因此并不具備大規模信貸投放可能性。金融改革深化將助推銀行業加快自我約束與經營轉型，信貸投放高效化和資產負債結構合理化將成為金融業新常態。
取消存貸比將解除銀行業信貸額度和資本金限制，緩解攬儲壓力，從而使其經營重點轉向資產管理和盤活存量等實質性領域，大幅提高資產運作靈活性，降低負債成本，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運作將趨于良性化和高效化。同時，因存貸比衍生的影子銀行等表外融資也會逐步向資產業務轉型，融資成本和風險會隨之降低。取消信貸比和強化資本充足率監管能加快商業銀行業務創新，推動銀行業同質化向差異化轉變，其資產負債和表外業務的結構分布將具備更強的自主性，傳統存貸業務也會逐步被科學全面的資產負債管理取代。隨著銀行業經營日益精細化和互聯網、大數據技術的升級，商業銀行金融創新與風險控制能力會逐步提高，其授信業務、同業業務以及互聯網金融等也將深入發展。
眼下，我國金融改革已逐步跨入深水區，機遇和風險將會相繼涌現，因此相關措施應協同展開。筆者認，為讓金融活水更加高效地滋養實體經濟，除降準降息外，還需深度優化流動性結構，如在風險可控的范圍內，積極開拓三農和小微企業融資渠道，縮短融資鏈條，降低擔保費用，從根本上打通其融資梗阻局面;商業銀行也應積極推進大額存單和銀行間借貸來支持貸款投放，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金融創新。隨著國際金融改革的推進，我國監管模式變革也指日可待。監管理念將逐步實現由單一規模監管轉向資本監管和審慎性風險監管;巴塞爾協議III中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或將成為銀行流動性監測重要指標;監管部門為此也該注重實施更靈活的監管制度，引領商業銀行向綜合性和多元化轉變，從而使我國銀行業在全球金融大變革中實現穩健化經營和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