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位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急速貨幣化深刻檢討的文章。這是一篇值得學術界展開討論的精彩之作。當今，人們越來越沉浸在數字的迷幻之中，試圖通過簡單的數字對比，凸顯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但是，正如學者所追問的那樣，長期的高福利、低工資政策與現行的低工資、低福利政策相比，究竟哪一種政策對國民更加有利？
中國財富的貨幣化政策，在很短的時間里增加了國民的虛擬財富。過去建造的福利房實行貨幣化改革之后，讓居民一夜之間成為了百萬富翁。可是，如果房屋的屬性仍然是消費，那么，即使成為百萬富翁，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提高居民的福利。相反地，由于住房的貨幣化改革，使得一些人可以利用不合理的房地產交易制度占有國有財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財富貨幣化的同時，政府對中國國有存量資產進行了股份制改革，經過貨幣化分解之后，一些國有公司變成了海外上市公司。剝離了海外投資者在這些公司所占有的份額之后，中國在海外上市公司的財富絕對量增加，但是相對量大幅度下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原因是西方國家掌握著貨幣的發行權，在國際貨幣市場上他們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國的決策者只看到海外上市公司絕對虛擬財富的增加，而沒有看到相對實物財富的減少，在財富積累的狂歡中，忘記了危險的臨近，一步步被西方跨國公司牽著鼻子走。
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垮臺之后，各主要市場經濟國家都在尋求本國財富保值增值之路。歐洲國家建立歐元貨幣體系，目的就是為了避免重蹈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覆轍，牢牢地控制貨幣發行權和國際貨幣市場的支配權，防止美國通過貨幣貶值攫取他們的財富。而中國的發展之路正好相反，我們在制定外匯政策的時候，逐漸實行了與美元掛鉤的外匯體系，中國的貨幣始終隨著美元價格波動。由于這些年來美元不斷貶值，所以，中國也在不斷地增加貨幣的發行量，即使如此，中國仍然受到美國的指責，認為中國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采取了人為干預措施。隨著中國貨幣供應量的不斷增加，普通居民的貨幣財富也在不斷增加，但由此產生的國際貨幣政策壓力，卻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一方面控制日用消費品的價格指數，另一方面卻不斷地增加貨幣發行量。換句話說，由于實行了不合理的貨幣政策，結果導致中國居民的虛擬財富不斷膨脹，可是，實物財富卻相對減少。
分析中國的貨幣化之路，有助于我們在以下幾個方面保持清醒的認識：首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值得肯定，但是，我們必須看到虛擬財富或者貨幣化財富所產生的幻覺，不能沉浸在經濟的高速增長中而沾沾自喜，不能因為把沉睡千年的土地貨幣化，使國民生產總值快速增加，當作創造性勞動所取得的成果。其次，中國貨幣化政策中存在的問題，不僅僅是貨幣發行量太大的問題，其中還有中國的外匯政策不合理問題。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中國在計算本國財富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到國際貨幣市場因素。上個世紀誕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它所主導的“雙掛鉤貨幣”體系，早已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如果我們仍然迷失在傳統的貨幣政策框架之中，試圖把特別提款權改造成為國際貨幣，那么，正中美國的下懷，中國的經濟將仍然受制于美國的貨幣政策，中國將會逐漸失去貨幣主導權，最終的結果是，當美國消費過度出現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居民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犧牲，幫助美國克服金融危機。第三，在資產證券化、財富貨幣化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如果沒有建立健康的金融市場，那么，財富貨幣化的過程很可能是一次財富掠奪的過程。中國社會之所以積累了大量矛盾，重要的經濟原因就在于，國家沒有建立居民財富保值增值的金融市場。西方國家之所以把大量的社會財富(包括養老金、社會保險金)投入到股票市場，就是因為他們掌握著貨幣的發行權，可以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實現社會財富的保值增值。西方國家的股票市場，實際上是財富貨幣化之后，西方政府通過擴大貨幣發行量掠奪其他國家居民的財富，確保本國居民財富保值增值的重要場所。無論是信貸消費，還是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都無非是通過財富的再分配，提高本國居民的社會福利。可是，中國的改革之路正好相反，政府通過減少居民的社會福利，實現資產的證券化、財富的貨幣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而絕大部分人卻不得不承受改革所帶來的陣痛。這是一種缺乏理性的、不可持續性的制度設計，它會使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會不斷積累社會矛盾。
筆者的具體建議是：首先，必須高度重視中國居民儲蓄的重要性，防止中國居民儲蓄繼續下降，因為那樣將會動搖中國的經濟根基；其次，必須盡快改變外延型的經濟發展政策，大幅度地減少政府投資，避免居民儲蓄被大量浪費；第三，必須改變現行的貨幣政策，緊縮銀根，防止出現長期性的通貨膨脹；第四，必須檢討中國的國有股份制改革，盡快通過證券回購等方式，解決國有上市公司海外“放水”的問題；第五，必須盡快調整中國的外匯政策，徹底改變與美元掛鉤或者主要與美元掛鉤的策略，建立與實物商品相對應的貨幣體系，在匯率問題上不能受制于人。(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學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