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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出人意料的宣布了激進的貨幣改革。這項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廢除兩款大額盧比鈔票，這等于印度市面上86%的現金退出流通行列，引發持續爭議和震蕩。
普京已經成為前蘇聯解體后重塑俄羅斯政治的強力角色，而特朗普很可能效仿普京改變美國政治及世界格局的若干規則，莫迪的內外政策也具有很強的沖擊性，顛覆性甚至遠遠超過了普京和特朗普。
這是一位印度近代史以來罕見的強勢政治人物，頻頻打破舊有規則和慣例。莫迪的總理就職儀式上，請來了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他的前任辛格以及更早以前的瓦杰帕伊、拉奧都試圖跟巴基斯坦達成和解，卻一直受到印度國內的強硬派的阻撓。莫迪也遭遇阻攔，卻對此并不太在意。當然，莫迪表達印巴和解的善意，不等于表現軟弱，事實上，在印巴總理的這場會晤后，兩國關系開始進入一個加速版的過山車階段，更快的展開波折起伏。
同樣，在氣候變化談判中，莫迪也表現出強勢，拒絕產業界的反對聲音，使得印度更快的與其他大國達成合作協議，擺脫了近幾十年來印度一直作為相關國際協議締結的重要障礙的困境。
上任之初，莫迪就非常清晰的表達了自己對于印度長期對外政策目標的定位。他希望強化印度在次大陸的領導地位，提高印度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影響力，某種意義上扮演中國與日本經濟競爭、中國與美國亞太地區影響力競爭的仲裁者。他以開放的姿態出現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與中國領導人建立類似于過去小布什與普京那樣的私人關系，努力推動中印經濟合作，但與之同時，又沒有放棄通過西藏問題以及介入中國南海問題等方式來制約中國的做法。
20世紀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的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印度是世界上站在越南一邊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而現在，莫迪也試圖密切跟越南的關系。不僅如此，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后，印度官方盡管作出了一定傾向于樂觀的回應，卻沒有像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伊朗乃至緬甸等國那樣跟中國就落實此戰略進行深入交流，而是表現出明顯的焦躁不安。
莫迪上任以來的主要成就，其實是有效的緩和及增進了印美關系。巴基斯坦長期以來是美國和中國在南亞、中亞地區最密切的盟友，而印度相比之下要失落得多。盡管出于對中國的防范，美國在印度1991年實施改革后，一直設法拉攏印度，并通過服務業產能和崗位輸出，極大的密切了美印關系。但在瓦杰帕伊和辛格兩任總理任內，印美關系總體上不夠密切，印度還因為啟動核試驗被美國制裁。莫迪上任后，很快出訪美國，努力促成兩國關系改善。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卡內基印度中心主任、印度著名政策觀察人士拉賈·莫漢評價認為，“莫迪拋棄了印度與美國接觸時標志性的傳統自信缺失”，確定經濟改革“將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來推進，而不是簡單地按照美國的項目清單行事”。奧巴馬則選擇2015年1月，印度共和國日慶祝活動期間到訪印度。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日引進出版了拉賈·莫漢所著的《莫迪的世界：擴大印度的勢力范圍》。這本書梳理了莫迪出任印度總理以來促成的該國內政外交多方面的重大調整，指出莫迪極大的改善了印度由來已久保守的外交風格。書作者對莫迪許多方面的政策行動給予肯定，同時也委婉的表達了對這位強勢總理在短時間內同時推進多項具有挑戰性的目標的擔憂。
全書首先介紹了印度獨立以來的政局沿革，指出印度經濟分量和政治地位在二戰之后的幾十年間不斷滑落，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多任印度總理采取了對外封閉的政策路線。1991年成為印度改革的重要起點，這個國家開始融入經濟全球化體系，從拉奧到瓦杰帕伊，再到辛格，印度不但獲得了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而且成為了核國家，在印巴關系中也占據了主動。這意味著莫迪上任時所接收的政治遺產，要遠遠優于他的多個前任。書作者也指出，21世紀初，印度國內從政府到民間，民粹主義浪潮掀起，這很大程度上使得改革放緩。莫迪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出任印度總理，扮演強勢的政治領導力，積極意義就在于可以使得印度改革與轉型，不必過多的受到民粹主義的牽扯。
書中第三章贊賞了莫迪上任后致力于與次大陸鄰國，包括尼泊爾、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國的關系的行動，指出這打破了長期困擾印度扮演次大陸領導者的形式主義概念，讓印度從過去自封的第三世界國家領導者回歸到務實化的次大陸領導者。并且，向鄰國示好，在相對意義上淡化邊界沖突的同時，也可以真正意義上帶動南亞次大陸區域市場的建設。
從全書第四章開始，書作者以一種頗為復雜的情緒評述了莫迪時代的印度在處理與巴基斯坦、中國等重要鄰國關系的行動。莫迪在出任印度總理前，曾長期致力于批評巴基斯坦，但上任之初就表現出更加果敢的姿態，與巴方領導人會晤。然而，莫迪本人并沒有突破印度政界對于巴基斯坦這個國家以及巴國軍方的疑慮，印方的一些挑釁方式，起到的是對于巴基斯坦的強烈刺激，也讓巴方以善意方式回應的政策空間變得很小。書作者指出，印巴分治是歷史造成的重要悲劇，兩國保持著很強的互不信任，要修復裂痕還需要更為持久的努力。
而在談到印度與中國關系時，書作者強調印度盡管意識到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大規模開展互聯互通的亞歐大陸基礎設施建設的意義所在，但仍然主要抱以防備心理，指出莫迪政府應該“摒棄任何有關它能夠構建一個‘長城’來防御中國在其周邊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之類的殘余觀念”。書中指出，“隨著日益強大的中國尋求在亞洲重構新秩序”，印度就應當重新評估亞洲快速變化的地緣政治格局及其對印度安全帶來的影響，擺脫過去“非黑即白的方法。”
書作者并沒有意識到莫迪政府拉攏越南，深化印越兩國防務合作在地緣政治格局中的特殊意味，而是辯解說這完全接近于中國一方面維系與巴基斯坦的特殊關系，另一方面致力于改善中印關系。事實上，莫迪政府力圖實現的戰略平衡，意圖過于明顯，推進過于急切，在印度國內也招致了突出批評。并且，印度消極以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同時，卻又拿不出具有競爭力的替代方案。尤其是在中巴合作建設瓜達爾港，形成對于印度對次大陸及周邊海域戰略控制能力的挑戰的背景下，莫迪政府顯得束手無策。書作者對此也抱以批評，認為莫迪延續了瓦杰帕伊和辛格兩任政府在地區問題上的空談主義，立志宏大，卻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突破口——正如批評者所指出的那樣，在蒙古國挑戰中國核心利益問題西藏問題而導致中蒙關系震蕩的同時，印度方面忙不迭的宣稱要援助蒙古國，這種制衡手段不但拙劣，而且還伴以很低效率的執行，根本不足以證明所謂大國氣派。
莫迪上任后，還迅速圍繞宗教問題、印度本國其他民族及周邊相關國家、印度移民的目的國，開展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外交行動，這些被書作者稱為“構想一個更偉大的印度”，但一連串的行動，卻傳遞出相互矛盾的政策信號，使得印度之外的各國政界和公眾仍然難以調整對印度的觀感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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