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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十年來，經濟學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最炙手可熱的顯學，不僅理論觀點，而且方法體系均深刻地影響著公共政策，乃至普通人的思維方式。在公共政策等領域，經濟學家采取了更加直觀的判斷，比如，農業及工業產業補貼是有害的，政府預算赤字不利于經濟健康發展，最低工資會加劇低技能年輕勞動力的失業，關稅和進口配額將損害總體經濟福利，等等。
這些直觀判斷顯然比較粗糙，因為其陳述中并沒有加入足以保證判斷嚴謹性的關鍵假設、輔助條件。經濟學家都很清楚，如果經濟學論點遇上不完全競爭、不完美市場、不完整信息，權威論斷就無法成立，甚而會出現截然相反的事實。
為什么經濟學家甘愿冒著被懷疑的風險，貿然就公共政策作出判斷？著名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認為，經濟學家在學術論證中，會運用大量模型，“它們指向各種矛盾的方向”，但當面對日常問題時，觀點卻會“趨同到一些已有證據無法充分證明的方向上。”
丹尼·羅德里克舉出了兩個實例。首先是“忽略之錯：2008年金融危機”。這場危機之前，已有少數經濟學家警示風險和泡沫，然而遭到主流經濟學界的訓斥。當時的經濟學界，正執迷于有效市場假說，堅信金融創新會改善風險與收益的權衡，迷信市場主體的自律。其次是“執著之錯：華盛頓共識”。二戰以后，美國及主流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向接受美國援助的新興市場國家，半強制推銷美國經濟模式，卻忽略了市場經濟健康運行必須具備深層制度基礎，如果沒有這樣的基礎，比如缺乏法治和必要的政府監管，嫁接美式經濟體制很可能導致更突出的壟斷。而“華盛頓共識”中的核心之一貿易開放，摧毀了拉美和非洲多個國家脆弱的民族工業；金融全球化主張，更造成資本自由流動，讓相當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現金融扭曲。
丹尼·羅德里克在其所著《經濟學規則》一書中分析，經濟學家經常會覺得介入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是鞏固市場經濟常識，防止政府和大多數公眾做背道而馳的事情。“經濟學家覺得，供求關系、市場效率、比較優勢、激勵機制都是經濟學皇冠上的明珠，需要在無知的大眾面前捍衛它們”。所以，經濟學界內部學術交流，通常會更加坦率地討論市場的局限，“但他們在公共領域的趨勢是團結一致，支持自由市場、自由貿易。”丹尼·羅德里克將這樣的認知傾向稱為“野蠻人只在一邊”的綜合征。
此外，經濟學家的基本分析工具是模型，不同學者往往會采用相同方法，這就形成一些行業規則和認識以及共同的盲目自信，使很多具體問題并不能自我糾錯。
《經濟學規則》一書英文版面世后，深得經濟學界好評，不僅因為丹尼·羅德里克是經濟學界杰出的批評家，有著良好聲譽，而且他道出了不少經濟學人已經意識到但不能、不愿、不敢公開討論的關鍵問題。這本書并沒有否定經濟學的價值，也顯然不想毀壞經濟學家名聲，而是討論這個領域經常表現出的教條主義（以抽象的理論模型為準繩，簡單推演復雜的經濟現實），并從經濟學模型建構的角度還原什么才是真正的經濟學。書作者指出，經濟學模型在知識創造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模型的使用必須審慎，要對客觀現實和公眾報以謙遜之心。
全書開篇介紹了經濟學模型的構成方式，并闡明構建經濟學模型的價值：對事物進行簡單化處理，剔除干擾因素，表現具體機制的運作方式，由此較好地分析出特殊的、成規律的原因。經濟學的這項方法，跟其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并沒有很大不同，所以當經濟學家保持謙遜、明確現實與模型之間的差別時，就能展現出驚人的預見能力，如果將模型凌駕于現實之上，就會走入誤區。
書作者用較多筆墨討論了經濟學建模得出的原理，指出原理本身可以幫助人們超越簡單、表面的直覺，認識到事物的規律。這既是經濟學價值所在，也常常使經濟學分析為人們帶來樂趣。當然，正如經濟學模型不可能永久保持不變和正確，原理本身也會隨著人們對現實、市場認識的加深或改變發生演變。從亞當·斯密等蘇格蘭經濟學家提出較為完整、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直到21世紀，經濟學家對市場這一根本問題和對象的理解，已經發生過多次演進，比如對完全競爭市場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的理解就發生了認識的深化。
丹尼·羅德里克在書中特別談到經濟學相比其他學科擁有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雖然也只是相對的）。他以普通的經濟學研究生證偽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家研究結論的事例佐證，很少有哪個科學領域會容許、會實現學術新銳輕易推翻權威見解的情況發生，而這也恰是經濟學的魅力所在。
作者還順帶討論了如何選擇經濟學模型、驗證關鍵假設、附帶結果、外部有效性等命題，評述了當代經濟學各領域的主流理論，分別指出這些理論的效用和局限所在。
丹尼·羅德里克認為，經濟學、經濟學家都應當更加謙遜而理智地對待批評。經濟學“最基本的標準模型，忽略了人們的偏好、人們受其限制的社會與文化根源”，很多時候，模型本身的創設和應用難以避免局限性，因而在預測未來的時候會暴露出各種問題。謙遜的經濟學，能坦承分歧和不確定性，而不是誘導公眾相信經濟學家的所有答案都是正確的；“謙遜也將使經濟學家成為社會科學學術界更好的公民。坦率地承認自己真正明白和理解多少東西，將有助于經濟學家縮小與其他非實證性社會科學傳統之間的隔閡”。謙遜的經濟學，仍然可以在公共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但要吸納“行為與社會結果的多樣性”，而不是粗暴地將“自身的價值判斷說成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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