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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個月，人民幣相對美元快速升值，并在近期一度擊破6.5的關口。從遠期匯價來推算，外匯市場中人民幣的貶值預期已經降到了201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可以說，2015年“811匯改”之后，人民幣持續面臨的貶值壓力已經退去。
今年美元的弱勢是人民幣走強的最主要原因。從今年年初至今，表征美元整體強度的美元指數下跌超過10%。在這段時間里，歐元相對美元升值約15%，升幅顯著高于同期人民幣對美元6%的升幅。這一匯率走勢反映的是，發達經濟體從之前的美國一枝獨秀，到現在歐洲明顯改善的轉變。而美國總統特朗普所推行的弱美元政策，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內部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最近幾個季度的穩定表現，是人民幣走強的基礎。而更為關鍵的是，隨著國內政策引導力的增強，人民幣匯率預期的穩定性大大增強。今年5月份，人民幣匯率的“逆周期調節因子”問世。通過這一帶有一定靈活性的調節因子，決策者可以抑制外匯市場中的“羊群行為”，打破貶值預期與貶值走勢相互加強的惡性循環。從那之后，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速率明顯加快。
必須看到，盡管人民幣匯率重回升值通道，但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并未退回到“811匯改”之前的“原點”，而是沿著市場化的方向邁出了堅實的一步。“811匯改”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長期與上一日收盤價大幅背離，差距時常超過1.5%。而從2016年至今，二者之間的差距均穩定在0.5%以下。可以說，中間價與收盤價二軌合一的目標已基本達成。此外，各方人士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接受度也大幅增強，市場力量在人民幣匯率決定中所起的作用大于過往。
在人民幣貶值壓力減輕的背景下，有理由擇機退出之前的一些臨時性措施，減少政策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近期央行將遠期售匯風險保證金率調回到零，便是這方面的一個具體步驟。不過，減少政策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并不意味著放棄政策對匯率的影響力。
“811匯改”之后我國對匯率政策的摸索以及期間付出的代價都表明，人民幣匯率現在還不應完全自由浮動。很明顯，外匯市場中的非基本面沖擊不少，自我實現的預期時常出現。匯率預期與匯率走勢相互加強的惡性循環一旦形成，要打破它就需付出高昂代價。而且，匯率的過度波動對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沖擊都很大。因此，有必要通過政策來抑制匯率的無序波動，降低外匯市場對國內經濟的沖擊。事實已經證明，放棄政策對匯率的影響力，一味追求所謂的自由浮動，對中國經濟是弊大于利。
隨著人民幣的走強，市場上可能再次出現要求人民幣自由浮動的聲音。但匯率政策的設計理應更為周全和穩妥，當年的“811匯改”還可以說是為了人民幣加入SDR而采取的不得已之舉。在人民幣匯率好不容易重回穩定軌道的當下，匯率政策理應穩中求進，保持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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