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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數字經濟發展相對滯后。數字行政雖起步早卻推進難、數字平臺規模小、數字支付普及慢。在數據的占有和使用方面日本未搶到先機，面對美國GAFA（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和中國BAT（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處于被動落后局面。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數字技術在很多國家的防疫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日本卻暴露出電子政務發展滯后，諸多行政手續或受制于“當面、書面、蓋章”；或因缺乏數字化系統，不得不靠郵送紙質文件等傳統方式解決問題。各種政府補貼及優惠貸款的申請出現“堵車”，醫療衛生服務系統也因為缺乏即時數據系統未能發揮出最大效率。

　　日本人強烈的隱私保護意識及日本長期形成的條塊分割特點是抑制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作為政府推動政務電子化代表項目的個人番號制度遲遲難以普及。從2016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至2021年5月，普及率僅為30%。

　　日本行政機構、行業系統、各大企業集團之間相互割據，大家各自為營，各方都希望占據自己勢力范圍的數據，數字化本應可以帶來的暢通性、便捷性很難實現。

　　為了推進日本數字經濟的發展，2019年日本前首相菅義偉上臺后提出創設數字廳，把分散在內閣府、總務省、經濟產業省等各部門的數字政策集中起來，實現一元化。2020年9月，數字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宣告成立，目前正忙于制定日本的數字戰略。

　　除了數字廳的成立，疫情下的宅生活也帶動日本數字產業的迅速發展。居家辦公等新的生活辦公方式令在線周邊數字產品市場火爆，同時也提升了日本企業內部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內在需求。

　　從事信息服務和軟件開發的日本Unisys公司社長平岡昭良說，疫情改變了企業的經營環境和工作方式，為避免更多接觸，企業對數字技術的利用需求顯著增加。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不是簡單地把傳統業務數字化。通過數字化，可以實現企企互聯，產學互通，能激發出新的價值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