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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主義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后亞里士多德的實用主義者突然停止討論美好生活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這些討論幾乎都干巴巴地把最美好的生活描述成一長串解決問題的實用行動，鼓勵我們保持投入，從掌控中獲得滿足感。這一美好生活的概念雖然也有價值，但沒有涉及對新的可能性的想象、新的征服以及“美夢成真”的滿足和激動甚至在夢想未能實現時可能獲得的滿足感。得到完全實現的生活當然比實用主義者的描述更為豐富多彩。但奇怪的是，這個狹義的亞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版本曾一度流行，1920~1970年，大量民眾過上了更加豐富多彩的生活，這是前所未有的。在當時的經濟中，很多人在發揮自己的創造力，構思新產品，想象其對最終用戶的好處，各種團隊在承擔開發、嘗試和應用的風險。那么是否有其他關于美好生活的視角能夠更好地描述在那種社會中生活的感覺，表現現代經濟中的成員對于參與經濟過程的價值判斷？ 　　與實用主義版本平行，從古代社會起，就出現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關于美好生活的概念。哥倫比亞大學的雅克·巴爾贊和耶魯大學的哈羅德·布魯姆將其命名為活力論。這個流派的主要人物和觀點在本書第四章中已經介紹過，這里還要做更全面的分析。就在不久之前，歐洲國家的高中和美國的大學都在西方文學經典的核心課程中引入了活力主義文學的內容。最早的活力主義者可能是公元前12世紀的古希臘詩人荷馬（《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他留下的史詩講述了古希臘英雄的傳說——他們的意志、勇氣和耐心。 　　另一位早期的活力主義者是雕塑家本韋努托·切利尼——頗具傳奇色彩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物，也是柏遼茲創作的同名歌劇的主人公。在其自傳中，切利尼坦率地表達了對創造力的欣賞以及發揮創造力帶給他的狂喜。即使在今天，年輕的讀者也可能會為書中的遠大抱負所震撼。 　　稍后，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登上歷史舞臺，他們描寫的是關于個人探索的故事。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講述了夢幻騎士的不切實際的夢想，它想傳遞的是，充滿挑戰和冒險的生活是實現人生滿足的必要條件；如果西班牙荒漠的枯燥環境不能提供這樣的挑戰，就必須靠自己創造挑戰，在必要時甚至需要想象這種挑戰。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王子認為如果想成為某個人物，就必須站出來反對國王，當然他很清楚可能遭遇失敗并付出生命的代價。這部作品預示著國王的責任一開始就具有不確定性。這不禁讓人想起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說過的話：如今很多人知道自己說的可能不是事實，但極少有人會表現出來。劇本也展示了哈姆雷特初期的矛盾與彷徨，因為采取行動會有失去一切的風險——他的地位和奧菲莉亞。在《莎士比亞：人的發明》（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一書中，布魯姆稱贊莎士比亞為純粹的活力主義者——從他這面“巨鏡”中我們都能看到自己的形象。 　　在18世紀啟蒙時代，此類觀點也得到了某些重要人物的回應。大衛·休謨在討論法國的理性主義時，肯定了“激情”在決策中和“想象力”在社會知識增長中的關鍵作用。休謨可能算是第一位現代哲學家。如前文所述，伏爾泰鼓勵人們從個人追求中尋求滿足，倡導耕耘“我們自己的花園”。杰斐遜提出“追求幸福”的權利，并評論說人們到美國來就是為了追尋幸運。“追求”表達的意思是，獲取財富比擁有財富更可貴，旅程本身就是目的。 　　在現代社會初期，浪漫主義作品中充滿了對探險和發現的各種描寫，及其所需要的意志和堅持。我們都能想起約翰·濟慈的詩句：“或者像科爾特斯，以鷹隼的眼凝視著太平洋……盡站在達利安高峰上沉默。”還有威廉·歐內斯特·亨里（William Ernest Henley）的《不可征服》（Invictus）的磅礴： 　　無論命運之門多么狹窄， 　　也無論承受怎樣的懲罰。 　　我，是我命運的主宰。 　　我，是我靈魂的統帥。 　　接下來是現代主義哲學家。在美國哲學家中，描寫活力主義最熱情的莫過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親眼見證了時代的活力。詹姆斯于1842年生于紐約市，親眼目睹了美國經濟的巨大變革——從相對緩慢的爬升到爆炸性的創新。在他的倫理規范中，新問題和新體驗帶來的興奮是美好生活的核心。如果說沃爾特·惠特曼是反映美國精神的詩人，詹姆斯就是概括美國精神的哲學家。 　　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一種觀念悄然興起：每個人都有一個固定的本我，但人們成年后并不是很清楚這個本我到底需要什么。這種觀念意味著，生活之旅不僅是自我實現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前進，而且是一次“自我發現”之旅。通過一系列嘗試，我們會發現“我們是誰”，答案可能和旅程初期的設想有很大不同。這樣一種看待美好生活的態度，由當今一位成功的歌手兼詞曲創作者嘎嘎小姐（Lady Gaga）非常清楚地表達了出來： 　　《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這張新專輯是關于重生的各種思考……在一生中，你能夠不斷得到重生……直到你發現自己的內在身份，只有它才能最恰當地描述你到底是誰，并讓你感覺自己是生活的成功者。 　　在職業生涯結束前發現自我并不意味著個人發展的終結。馬斯洛的自我實現和羅爾斯的自我實現都可以繼續，由于完成自我發現，它們可以有更明確的方向。這意味著，沒有必要假定自我在整個發現過程中保持不變。 　　自命不凡的德國心理學家、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提出了大量的新觀念，改變了我們對動機乃至生活本身的思考。他探討了深入未知的探險、戰勝困難、遭遇挫折、學習在逆境中堅持以及“一切不能殺死你的，都將使你更強大”等內容，并提出了許多箴言，尤其是他看清了以實用主義態度看待美好生活的缺陷。當我們為下次拍照節食，或者為創業項目省吃儉用時，我們并不是真正在為未來的收益做出犧牲，我們會很高興參與那些能帶來很多收獲的項目，而不在乎需要我們付出很多。正如尼采所看到的那樣，我們參與這些項目是出于內心的需要，而不是為了掙錢。他解釋說，項目中遇到的障礙并不是實現物質回報需要的成本，相反，克服障礙本身就是滿足感的源泉，因此這些項目本身就是回報——最有價值的回報。 　　威廉·詹姆斯的朋友、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也是19世紀高度現代性的見證者和活力主義的又一杰出代表。柏格森繼承了尼采關于人們需要挑戰的思想，認為人民被生活的激流鼓舞，并自發組織起來進行“創造的進化”——這也是他的書名。柏格森討論的主題是，深入參與充滿挑戰性的活動會改變一個人，使其不斷“成長”。《創造的進化》一書認為，“成長”的重要性遠大于“存在”。當然，除尼采之外活力主義的先驅還有很多，例如蒙田、易卜生和索倫·克爾凱郭爾等人都認為我們必須重塑自我，才算真正存在。 　　哲學領域關于個人創新的討論很少見。尼采認為，人活著就是為了創造自身的價值，弄清楚善與惡之間的界限，但他并沒有談到創作一部交響曲、書籍或其他產品帶來的巨大滿足，盡管他本人是瓦格納歌劇的忠實擁躉，也是業余作曲家。柏格森很清楚，如果我們進入決定論的世界，創造性將不復存在，但他并沒有對創造性的人生進行描述，或者表現出對其內在回報的任何欣賞。 　　某些文學評論家和傳記作家把創造性視為文學批評的核心主題。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認為，文學是“對多樣性、可能性、復雜性和困難進行最完整、最精確描述”的人類活動。本章開篇引用了馬修·阿諾德的話：“除了創作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人們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開展自由創造活動。”其他一些作家也描述過創造性的人生，并在不同程度上進入了他們刻畫的創造者的內心世界。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作品就經常涉及這個主題，包括《創造行為》（The Act of Creation）和《夢游者》（The Sleepwalkers）描寫的創建現代物理學的故事。此外還有兩部被改編為電影的作品：歐文·斯通（Irving Stone）的《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和喬伊斯·卡里（Joyce Cary）的《馬嘴》（The Horse’s Mouth）。邁克爾·利（Michael Leigh）的電影劇本《顛倒》（Topsy-Turvy）也探索了劇作家吉爾伯特和作曲家亞瑟·蘇利文的人生境遇。 　　我們還是希望能從小說作家那里看到他們對個人動力的觀察，尤其是當感覺到新生力量發揮作用或舊力量被重新激發時。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是個喧囂時代，充滿了各種結構性的調整和巨變。1870~1913年取得歷史性的進步之后，美國沒有任何減速的跡象，并于20世紀20年代重新開啟了激動人心的創新進程。就連30年代的“大蕭條”也沒能阻擋前進的步伐，創新率空前高漲。某些作家試圖反映這一創造和發現進程中感受到的愉悅和興奮，當時的一位頂級小說家就著重描述了探索的神奇和激動人心之處： 　　最后，卡特厭倦了日落大街和古老瓦屋中間的神秘小巷，可他無法將它們逐出腦海。于是，他決定大膽地前往還沒有人去過的地方，穿過黑暗中的冰原，挑戰未知的卡達斯秘境：它隱匿在云層之后，映射在群星之下，諸神居住的幽暗隱秘的縞瑪瑙城堡就坐落于此。 　　30年后，這些語句中所表達的“大膽走出去”的思想成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早期登月項目的頌歌。 　　實用主義者和活力主義者對待美好生活的態度差異之大令人吃驚。兩個流派的詞典中都收錄有“障礙”一詞，但其含義卻截然相反。在活力主義者看來，人們要主動尋找需要克服的障礙、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遇到任何障礙，就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向去找尋它們。而在實用主義者看來，人們從事某些最有希望成功的事業，在追求的過程中總會遇到障礙。實用主義者沒有說明人類所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只是說不管一個人的職業目標是什么，除非運氣非常不好，這個人總是會遇到數不清的問題，并解決掉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他們充分發揮自身才智，投入地解決問題，這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而由此帶來的技藝精進是美好生活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可以稱之為“成就”。積極參與的價值和技藝精進的價值可以視為亞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尼采所說的克服障礙和柏格森所說的成長也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源頭。 　　在實用主義盛行了數十年之后，活力主義學說（先不管現代經濟中的活力主義力量）正在復蘇。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Ethics）的早期英譯本中，人們就把“eudaimonia”解釋為“happiness”（幸福）。這似乎是合理的，因為人們會認為，就像亞里士多德建議的那樣，積極投身學習研究的人會因為獲取更多的知識而感到愉快，會因為自己的博學而自豪。而且這種解釋否定了把幸福作為娛樂手段的看法，雖然實際上也的確會產生笑話和歡樂。然而，約翰·庫珀（John Cooper）等后來的一些學者認定，希臘語中的“eudaimonia”的準確譯法應該是“flourishing”（繁榮）。此看法也得到了托馬斯·內格爾的認可。不過后來的譯者仍然繼續采用“幸福”一詞。如果我們用“繁榮”解釋“eudaimonia”，那么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就是在說美好生活是一種繁榮的生活，同時必須承認這是個含糊的概念： 　　在所有行動中，“最高的善”是什么？從名義上講，不管是受過教育還是沒受過教育的人，幾乎都會贊成，它是指繁榮，創造繁榮與實現美好生活或者成功人生是同義詞。然而，不同的人對繁榮的含義卻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們把“eudaimonia”譯為繁榮，會極大地拓展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研究”的含義。他肯定認為，人們在閱讀激昂的辯論稿時會感覺興奮，在發現能駁倒對手的新證據時會感覺激動。他還會認為，追求知識的人生是非常充實的。而冷靜的托馬斯·杰斐遜在宣布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時肯定也有同感。因此，這樣的解釋有助于重新理解亞里士多德及其思想。雖然他并不是一個十分熱衷于探索物質世界的人，但他支持對各個領域的搜尋、探索、調查和實驗，涉及公元前4世紀所有可能的事物。就人類追求繁榮的欲望而言，他是一位開創性的思想家。 　　某些活力主義文學作品描繪了有興趣為大眾嘗試或證明某些事物的探索者的形象。當然，成功的創新必然是公眾事件，隱士的發明并不是真正的創新。但也有其他活力主義模式，阿瑪蒂亞·森強調的“做些事情”就很符合活力主義觀點，另外還有美國社會學家理查德·森內特（Richard Sennett）近期的研究成果，他在調查中發現，許多美國人希望執行能“帶來改變”的任務。例如，一位護士寧愿去大型城市醫院的一線急診室，也不愿做臨時護士之類收入更多的工作。森內特認為，這些人有著對于“使命感”的深層需求。 　　最新一部涉及這個主題的書是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2011年出版的《繁榮》（Flourish）。他認為，人們追求的是“福利”，但和自由一樣，福利也由多個元素組成，這些元素可以測量，但作為整體的福利卻無法測量。塞利格曼說，家庭調查報告中的生活滿意度反映了我們當前的印象，但很少反映我們的生活有多大意義以及我們對工作有多大投入。在他看來，構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滿意度、敬業程度、人際關系、生活意義以及有成就的生活（為成就而成就）。他認為，每個要素都對福利有影響，但本身都是追求的目標，并且可以測量。這種關于美好生活的組成要素的分類顯然是深思熟慮的產物，但并沒有反映出活力主義對于“福利”的看法或者人類的真正需要。盡管塞利格曼充滿熱情地采用了“繁榮”一詞，他卻沒有認識到與活力主義有關的高層次的繁榮活動：嘗試、創造和探索。 　　那么當代的主流倫理道德觀包含活力主義的看法嗎？從我們熟悉的人中得到的印象未必可靠。美國密歇根大學人種志學者羅納德·英格萊哈特（Ronald Inglehardt）及其同事開展的世界價值觀調查搜集了1991~1993年許多國家的家庭訪問資料。針對“你在找工作時是否會尋找能發揮主動性的機會”這一問題，做肯定回答的受訪者在美國占52%，在加拿大占54%。針對“是否尋找要承擔責任的機會”這一問題，做肯定回答的受訪者在美國占61%，在加拿大占65%。對亞里士多德倫理的實用主義解釋也反映在這些調查中：“你是否在尋找有趣的工作？”做肯定回答的受訪者在美國占69%，在加拿大占72%。相比之下，做肯定回答的法國人，對主動性占38%，對興趣占59%，對責任占58%。 　　大國之間的差異較大。那么與大國相比，小國是否更關注集體而沒有那么強烈的成功驅動力呢？20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學家吉爾菲·索伊加在被問及冰島公眾對于新企業家的態度時說：“人們對企業家沒有壞印象，他們只是努力思索如何實現自己的成功。”因此，有關活力主義反映了重要的推動力，并深刻影響了我們在社會中的體驗和實現程度的討論，依然是個有生命力的命題。 　　如上文所述，亞里士多德認為，后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倫理觀是普遍的人性。那么亞里士多德的觀念（包括活力主義和實用主義兩種解釋）是不是社會的主流？這種觀念從來都不缺乏對手。意大利經濟學家帕斯夸萊·盧喬·斯堪蒂佐（Pasquale Lucio Scandizzo）提出，沉迷于思考的人也喜歡追隨者，這顯然是在談論他自己的國家。社會上總是有人擁有為群體或社會服務的愿望，例如無國界醫生組織；或者擁有表現奉獻精神的愿望，如巴赫創作的清唱劇；有人喜歡社會企業家的角色，如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還有人醉心于追求和征服美色，如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卡薩諾瓦（Casanova）。然而，這樣的人生都不是活力主義的生活動力的反例，只是追求的方向不同而已。只是在大多數人心里，物質主義的美好生活概念同亞里士多德的觀念旗鼓相當，并在某些國家占據主流地位。 　　從物質主義視角來看，大多數人的生活是由獲取收益、積累財富或權力的愿望推動的。人們追求財富的持續積累，直到能支持高標準的消費或休閑甚至兩者兼得。中國的主要改革者鄧小平宣稱“致富光榮”。在加爾文學說中，獲取財富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一個人積累的財富數量是上帝眷顧的標志——財富越多，證明其越受上帝垂青。在美國，人們普遍認為財富積累的主要動力是造福社會。然而，有兩個最常見的例子表明亞里士多德的解釋依然成立，即人們的生活是由對知識的渴望推動的。第一個例子是，在微軟公司積累了巨額財富后，比爾·蓋茨成立了規模龐大的慈善基金會，為促進貧困國家的經濟發展尋求新途徑。第二個例子是，德國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致力于獲取大筆財富，并明確宣稱這主要是為他此后對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許多企業家創造的財富，其實是他們癡迷于嘗試某個新奇創意而收獲的副產品，其中包括雷·克羅克（Ray Kroc）的麥當勞帝國。麥當勞的所有加盟店都沒有任何創新自主權，完全不符合哈耶克提出的現場決策和本書所關注的草根創新的原則。不過，克羅克的繼承者們逐漸脫離了他的這個古怪念頭。喬治·索羅斯和沃倫·巴菲特的生活動力也許只是希望展示他們對資產市場和產業投資的洞察力超乎常人。但大多數人的財富積累（包括巨額財富）可能不同于亞里士多德的目標，只是追求安全、舒適、優雅、自豪、尊嚴等。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中有個說法，高強度和高目標的職業生涯是某種傷口的標志，受傷者希望通過成就撫平創傷。更可悲的是那些獲得了巨額財富卻不知道怎樣發揮其價值的人，新興富豪階層的高自殺率或許就能說明問題。 　　不管人們的行為涉及多少復雜的動機，也不管到底是收獲還是學習、創造還是積累，但很少人會否認，只有收獲和財富積累的生活并不能像充滿創造與創新的生活那樣，提供更高層次的滿足和驕傲。與韋伯及其之后鼓吹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的觀點相比，亞里士多德、維吉爾、切利尼、尼采、詹姆斯和柏格森等人所贊美的“最高的善”（尤其是關于繁榮生活的體驗）能更好地反映我們尊崇和期盼的生活方式。 　　在物質主義和其他觀念之外，追求繁榮的生活倫理觀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國家依然鮮活。它的勃興進程包括：1675年前后科學革命爆發，1689年的英國《權利法案》擴展了對抗國王的權利，休謨、杰斐遜和伏爾泰等人在18世紀中葉發起了啟蒙運動。亞里士多德生活倫理觀的流行是現代經濟在19世紀興起的必要條件（算不算觸發因素或次級觸發因素暫且不論）。相反，現代經濟在某些國家的延續對于亞里士多德生活倫理觀在世界其他國家的存在來說，也可能是必要條件。 　　本章并不意味著對繁榮生活的追求是現代經濟在19世紀產生的動力，或者這種觀念的衰減是現代經濟于20世紀在一個又一個國家衰落的原因。亞里士多德堅持認為，追求繁榮的愿望是普遍的人性，當然不見得每個國家的每個人都能獲得必要的機遇。本書第九章和第十章已經討論了最近幾十年現代經濟文化的某些要素衰落的可能性，但這兩章并不是說人們追求繁榮生活的愿望有所減退，最多只是說經濟活力所需要或必要的工作態度可能退化。這兩章還談到其他價值觀復興的證據，例如共產主義或社團主義的倫理觀和家庭價值觀，但這并不意味著現代性質的愿望有所減弱。 　　主流文化和主流倫理觀不是一回事。在某種社會壓力下，人們可能會違心地做一些事。 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