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技術催生財富的重新分配
“富裕與貧窮之間的不平衡是所有共和國最古老的、最致命的疾病。”
——普魯塔克(Plutarch)羅馬傳記文學家、散文家，柏拉圖學派的知識分子
技術進步，尤其是數字技術領域的進步，正在驅動財富和收入史無前例地重新分配。數字技術能夠以極低的成本復制有價值的思想、創見和創新。它既在為社會又在為創新者的財富創造著紅利，但同時也減少了先前重要的勞動力因素，使得很多人不得不面臨收入大幅下降的困境。
技術紅利和財富分化的結合挑戰了兩個普遍卻相互矛盾的觀點。其中一個普遍性的觀點是，技術的進步總是能促進收入的增長。另一個是自動化會給勞動者的工資帶來損失，因為人被機器代替了。上面這兩個觀點都有一定的事實根基，但現實情況卻有些不同。迅速發展的數字化技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但沒有哪一條經濟法律指出，所有的勞動者，或者是大部分勞動者，都將會從這種發展中有所獲益。
考察中產階層的收入情況(也就是在整個分配體系中處于第50個百分點的勞動者的收入)是個不錯的起點。1999年是美國中產家庭真正收入(扣除通貨膨脹因素)達到頂峰的一年。那一年它達到了54932美元，但接下來就開始下降。到2011年的時候，差不多下跌了10%，也就是到了50054美元，即使這一年美國的GDP創了新高。尤其是，非技術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都呈現出了下降趨勢。
與此同時，在美國，自從大蕭條以來的第一次，超過一半的收入集中在了10%的頂層美國人群中——這一年是2012年。1%的頂層人士獲得了整個國家超過22%的收入，這一份額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兩倍還多。在經歷了2011～2012年的收入大增長之后——這一增長超過了1927～1928年以來的任何一年，1%的頂層美國人之中又有1%的超級人士(在美國僅有幾千人)年收入超過了1100萬美元，這些人所占的收入份額達到了美國全部收入的5.5%。
尤其是在最近的一些年，隨著像薪資管理軟件、工廠自動化、計算機控制機器、自動化存貨管理和文字處理等技術被用于日常工作，辦公室文員、工廠工人以及從事機械式信息處理加工工作的人員的很多工作都被替代了。
技術不僅在掌握著不同規模人力資本的擁有者中間創造了贏家和輸家，它也在改變著國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即在實體資本的擁有者和勞動力之間的分配。
當富士康的創始人郭臺銘購買了3萬個機器人在位于中國的工廠里工作時，他是在用資本替代勞動力。同樣，當一套自動的語音響應系統取代了人工呼叫中心接線員時，整個運轉體系的資本會出現增長，而勞動力相應就減少了。
據羅德尼·布魯克斯推算，Baxter機器人的使用成本大約是每小時4美元，包括所有的成本。只要人工成本超過了每小時4美元，那么經濟的刺激作用就會促使他們以資本(Baxter)來代替勞動力。
可以想象，在Baxter之類的機器人真正到來之時，對普通勞動者薪酬的影響也會呈現向上或向下的變化。如果一些勞動者的工作和機器人可以替代的工作非常接近，那么他們的薪酬就會面臨向下的壓力。如果摩爾定律和其他技術進步因素能夠促使未來的Baxter版本的使用成本達到每小時兩美元，然后下降到每小時一美元(甚至還會繼續降低)，而且機器人所能操作的工作任務種類和復雜程度都在增加，那么這些勞動者的情況就會變得更加糟糕。
技術不僅在掌握著不同規模人力資本的擁有者中間創造了贏家和輸家，它也在改變著國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即在實體資本的擁有者和勞動力之間的分配。
在美國，勞動力占GDP的份額在過去的十幾年時間里一直呈下降趨勢，在2010年第三季度跌落到它的最低點——57.8%。而且，這也是一個全球現象。
勞動力份額的下降，部分是由于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兩種發展趨勢的影響和后果：參與工作的勞動力減少了，而那些還在工作的勞動力工資也比以前更低了。結果，雖然在過去勞動力報酬和生產率一直是相繼發生增長的，但在最近一些年，它們之間的鴻溝擴大了。
如果生產率在增長，而勞動力作為一個整體并沒有在攫取價值，那么誰攫取了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說，是實體資本的所有者。
